归正教会（2）

然而，没有什么地方比几内亚的情况更为糟糕，在那里，荷兰人试图将牧师局限于自己的工厂内部。在穆里建起第一个荷兰堡垒后没有几年，在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前，从尼德兰来到几内亚的一位牧师目睹了彻底的道德堕落。从他位于士兵住所上方的住处可以看到士兵们整日醉酒，还能听到他们唱一些不雅歌曲。牧师们在几内亚永远不会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在布道时经常谴责那些初、高级雇员的行为——雇员们不被允许带妻子同行，所以他们和美洲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女性走得很近。尽管欧洲女性在美洲殖民地很受欢迎，但她们经常成为习惯说教的牧师批评的对象。牧师对那些他们认为过于放荡的单身女性提起诉讼的情况并不罕见。这样，牧师们的行为损害了殖民地的利益，因为殖民地本来就几乎没有女性。除了牧师，荷属大西洋世界上还有另一批身负明确道德任务的宗教工作者——病患安慰者。该职位起源于联合省，病患安慰者们与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们发起了一场反对通奸、醉酒、滥交和其他不轨行为的道德运动。但是，他们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长途航行和殖民地上。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和贸易场所，他们都是教堂军需官，在每个周日开讲坛、布道和吟唱赞美诗。只有当殖民地达到人数要求时才会有牧师到来。自从他们在1598年首次登上驶往东印度群岛的第二舰队的船航行以来，这些病患安慰者就帮助塑造荷兰的殖民主义。第一个为非欧洲人施洗的荷兰人就是其中一位病患安慰者，而病患安慰者正是在远至巴达维亚、好望角和新阿姆斯特丹等地创立归正教会的人。

这些普通教徒承担的任务比其称呼所暗示的要广泛得多。尽管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他们还是通过阅读经文的方式来安慰病患，他们帮助虚弱、贫穷的人和孤儿，举行公开的《圣经》讲座，并警告人们不要违反“十诫”。从理论上讲，只有牧师才能权威地解读神的语言，而实践中也允许病患安慰者传递和应用神的语言。改革后的新教认为疾病是罪的产物，这为病患安慰者的活动提供了合理依据。因为疾病的康复取决于道德的纯净，所以病患安慰者具有重要作用。罪恶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对于前往伯南布哥的舰队的士兵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船上鼓手的疾病无法治愈。饱受虱子折磨的鼓手被放到装满海水的浴盆中，他的同伴帮他清除了虱子。但是虱子很快就又来了，这个男人最后失明直至去世。船上的人们对此的解释非常明确：该名男子过着有罪的生活，有人甚至认为他殴打他的父母。

威廉·弗里霍夫在船上说，在可能很快失控的紧张气氛中，病患安慰者们起到了缓和气氛的作用。在殖民地堡垒和定居点，作为无所不在的道德权威人物，他们的作用也同样重要。因此，在实践中，病患安慰者在国外扮演的角色与在国内的牧师无异。尽管如此，长老监督会很少会授权他们去讲道、洗礼或主持婚礼，通常只有在缺少牧师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被授权。

病患安慰者们通常出身卑微，以裁缝、鞋匠和男教师占多数。他们也没有挣多少钱。尽管是经过精心选拔才被选中的，但是大西洋世界的病患安慰者的酬劳一直未足额支付。累西腓和穆里殖民地的官员还让病患安慰者们站岗执勤，从而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威信。只有在两地的病患安慰者们纷纷抗议这样的任务与其职务不符之后，这一命令才被撤销。1640年至1641年，海上传教士和病患安慰者们的薪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时他们的酬劳是从士兵和水手的薪水中划拨的。教会人员和水手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于是西印度公司责令后者赶快停止他们的粗暴行动，并敦促他们重新接纳传教士和病患安慰者们回到船舱。

他们的年轻解释了为什么在前往殖民地时许多病患安慰者仍然是单身的原因。种种迹象表明，荷属美洲各殖民地当局似乎普遍偏爱单身男子，这可能是因为容留单身汉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试图阻止移民从殖民地返回祖国，同时允许公司雇员的妻子和子女以免费形式或极低的价格来到殖民地。这种对比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大西洋贸易站工作的许多病患安慰者都被吸引到亚洲的原因。

病患安慰者的年龄必须至少为20岁。为取得资格，他们需要先通过一项道德测试，然后通过一项确定他们能力的考试。通过测试后，候选者们必须大声朗读《圣经》，并完美吟唱大卫王的诗篇。随后，许多人被建议练习唱歌或学习基督教的基础知识。彼得·弗朗桑是个特例。他生于1578年，一生都在制作乐器，其中包括于1625年制成的一把众所周知的“古大提琴”。1631年，经济问题开始困扰他。1640年时，他申请了一个病患安慰者的职位，尝试转行。尽管他在唱歌和阅读方面还算合格，但最终他被认为无法胜任这一职位。但是因为他已经60多岁了，阿姆斯特丹长老监督会的成员们不忍让他空手而归，于是，弗朗桑被派往了几内亚。在目的地，他可能遇到了另一位病患安慰者，此人即使已经失明，仍在继续布道。

在检查是否存在道德缺陷后，长老监督会有时会淘汰一些候选者。例如，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教师，卡雷尔·德赫罗特被发现有酗酒问题，于是他去西印度群岛的计划落空了。亚伯拉罕·卡斯珀斯在西印度群岛任职期满后申请了东印度群岛的职位。长老监督会拒绝了他，告诉他沉迷饮酒会遭受人们的嘲笑，他们建议他换种方式养家糊口。彼得·德布勒因因其“生活堕落”而被从帕拉伊巴遣返。在安哥拉工作的斯托费尔·科内利森·布尔由于被发现不仅酗酒，而且在安哥拉和一名当地妇女育有一个孩子，他还将该妇女与孩子都当作奴隶卖掉，因此他想去东印度群岛工作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在这个问题上，真实情况并非始终都是决定性因素。一名病患安慰者必须做到无可指摘，而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也可能会让他失去这个职位。

荷兰向美洲大量移民的期待从未实现，因为促使人们离开有着充分就业机会和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共和国的理由太少了。许多殖民地都经历过失败的开端，而其他殖民地又太小以至于无法生存，还有一些殖民地需要持续依赖从荷兰本国港口送来的食物。因此，来自共和国的饮食习惯连同荷兰文化的其他形式一起进入了那些海外较小的殖民地。同样，加尔文教派也在荷属大西洋世界留下了印记。尽管归正教不是荷兰国教，但归正教会作为聚会场所、道德守护者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对于荷属殖民地而言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