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正教会（1）

17世纪，无处不在的宗教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荷属大西洋世界也不例外。在荷兰的海外贸易站和殖民地，归正教会不仅仅作为宗教团体而存在，它也是主要的文化机构。历史学家威廉·弗里霍夫认为，它“定期将人们聚在一起，保护语言和文化遗产，捍卫欧洲价值观，培育团体精神”。在纽约，正是荷兰的归正教会坚持使用荷兰语作为人们礼拜的媒介，才使得荷兰语能够在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很久以后依然继续蓬勃发展。

尽管教会在荷属大西洋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当局并未采纳威廉·于塞尔林克斯在1619年起草西印度公司章程草案时提出的只允许教会成员成为移民的建议。但是，一些殖民地的地方执政官认同于塞尔林克斯的观点。在伦斯勒斯维克，人们每周都必须去一次教堂，否则会根据其财产和性别被当局处以罚款。在库拉索岛，总督马蒂亚斯·贝克命令所有卫戍部队和港口船舶上的水手在每周日参加新教教会的礼拜仪式。

但是，以上这些都是例外。尽管政教合一在其他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归正教会并非荷兰国教。同时，它是“公共教会”——社会的官方精神机构，这意味着统治者必须为宗教改革扫清障碍。1642年，在圣多美的临时指令中提道：“议会会长和地方议会应推崇真正的归正教会，并在本地公开宣扬之，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如传教士或读经人］保证神的圣言在周日的早晨和下午以及其他日子里被传授或宣读。人们每日的早晨和傍晚都要向主祈祷，以免他发怒，因此恩典与福祉可能会再次降临在人们身上。”

对于那些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海外荷兰人的宗教关怀被委托给法院任命的人员。阿姆斯特丹宗教法院于1621年3月25日提出创建一个“代表委员会”来承担这一任务。该委员会最初以荷兰在亚洲的要塞为目标，但不久之后便开始兼顾大西洋世界。阿姆斯特丹宗教法院还于1623年7月27日劝诫十九人委员会在驶向美洲的船上配备神职人员。1636年，教会下的一个分支机构，即长老监督会，从宗教法院那里接过统治权，掌控了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宗教事务。

事实上，所有荷属殖民地的教会最开始都是由驻军组成的，只是后来才逐渐为类似于共和国模式的机构所取代。最终，在巴西和新尼德兰都引入了基于教区的联合省教会组织，每个教区都有一所宗教法院。在荷属大西洋世界的其他角落，由于教会成员数量很少，所以没有成立此类组织的必要。1662年，库拉索岛的教会只有20名成员，随后人数还在减少。因此，大多数殖民地或贸易站只有1名牧师。1659年，十九人委员会认定在几内亚不需要第二名牧师，因为埃尔米纳的教会规模也很小，驻扎在附近要塞和营地的荷兰人可以到埃尔米纳做礼拜。

每周开会的宗教法院由传教士和致力于慈善工作的普通教徒组成。这些人常常来自中间阶层，在宗教法院行使着他们在政界所没有的权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道德和维持牧师的纪律。在联合省，同一地理区域内的牧师们在长老监督会会面。新尼德兰一直没有获准成立自己的长老监督会，而1636年，巴西的12所宗教法院都加入了一个长老监督会。与共和国相似，每个殖民地的长老监督会组成教会会议，在1642年至1646年间，伯南布哥和帕拉伊巴的长老监督会成立了巴西教会会议，这是荷兰殖民历史上独特的一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泽兰和阿姆斯特丹的教会对此表示反对，但是教会会议却是在当地教会的倡议下成立的。

传教士是归正教会的主要雇员。他们需要通过教义学、护教学和释经法方面的测试，但并不需要考察他们对土著或土著语言的了解程度。在形式和内容上，他们的布道可能类似于在联合省的教会布道。布道敦促会众忏悔和自责、宣讲《圣经》和与异见者辩论。正如南荷兰教会会议所称，对于任何一位牧师而言，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在水手中间“谨守严格的纪律和对主的敬畏”。几名牧师在多个殖民地长期服务于教会，他们的流动能力令人吃惊。弗雷德里克·维特乌斯最初在伯南布哥担任职务，随后建立了归正教会分部。1635年，他被任命为库拉索岛的圣职候选人，担任驻军牧师3年。返回阿姆斯特丹后，他又以圣职候选人的身份被送回累西腓，并于1641年随约尔的舰队航行到了安哥拉，成为一名牧师。不久，他就以这一身份在这个新殖民地去世。维特乌斯的继任牧师也是一位环球旅行者。乔纳斯·埃特斯作为病患安慰者去了3趟东印度群岛，在停留尼德兰期间被任命为牧师。同样，他先在巴达维亚传教，随后又在特尔纳特［Ternate，摩鹿加群岛］传教，之后还前去罗安达传教，最后在库拉索岛去世。

与殖民地的距离可能会影响长老监督会对殖民地教会的监督。事实证明，库拉索岛的牧师迈克尔·西佩里乌斯不仅没有通过所要求的考试，他甚至都不是教会成员。人们不禁怀疑他的牧师身份是自封的。填补牧师职位的空缺通常很难，尤其是在荷兰人统治安哥拉的7年时间里。赫尔曼努斯·诺迪乌斯开始承诺要前往，但由于未能说服妻子和他同行，于是他决定留在家里。随后，威廉·温曼毛遂自荐，他在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均有过任职，并且在过去6年里在须得海上的斯霍克兰岛传教。尽管他并不是不愿意去，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下一个候选人是埃姆兰德［Emderland，东弗里西亚］的前牧师阿道弗斯·埃彭纽斯，他因“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逃亡。他接受了邀请，但经询问得知他去过阿姆斯特丹一家“臭名昭著的妓院”并留在那里过夜。直到1648年12月28日，经过4年的寻找，长老监督会仍在敦促为罗安达寻找合格的牧师。

道德上的正直是身为牧师的一项关键品质，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道德的守护者。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尤其是在维护基督教安息日的名誉方面。巴西重复发布了几次禁止酒馆在人们礼拜时供应啤酒的禁令，宗教法院认为，人们在酒馆里“唱歌、蹦跳、买卖、醉酒、玩耍和许多其他下流而无节制的行为会招致神的愤怒”，是对安息日的亵渎。1645年巴西起义开始后，一波新的宗教热潮激发了荷兰殖民政府的活力，促使其重新发布了禁止亵渎安息日、禁止亵渎教堂和禁止卖淫以及教堂的钟声响起后酒馆禁止卖酒的法令。1646年，归正教会命令犹太人在每周日关闭交易场所、禁止子女上学和奴隶工作。大约在同一时间，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在新尼德兰实施了类似的政策。这是他将新阿姆斯特丹“转变为一个人人都按照《圣经》戒律智慧地生活的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他的做法是一种在旷野里的呐喊。甚至在其祖国，由于安息日禁令的遵守与执行将荷兰共和国分裂为两个派系，亲属之间都会互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