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对扬雄的评价（2）

同书卷三十六《黄先生遗文集》说：

君子之学，一于诚而已……顾后世躁进若扬雄之徒，每援圣人以自文其过，其进也不以礼，其禄也非其道；几微祸福之不明，进退、出处、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谓何？无他，诚未立于中，宜所守之易夺矣。

朱彝尊不但批评扬雄的为人，还批评他的文风，上引书卷三十一《与李武曾论文书》说：

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刘向经术最纯，故其文最尔雅，彼扬雄之徒，品行自诡于圣人，务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谓文哉？

扬雄从传统的默守寂寥、澹泊淡然的学者变成了一位躁竞之徒。颜元更是激烈地说：“扬雄为莽大夫，春秋所必诛，尚可从祀乎？”联系当时的朝代背景，这样的批评容易理解。宋朝之后，忠于一家一姓之观念深入人心，改易朝代被视为大逆不道，人人都视王莽为巨悫大奸，想要为扬雄辩护并不容易。

王夫之则对《太玄》作了尖锐的批评，并由此发挥，认为扬雄和王莽在思维方式上有相同之处，最后附新并不奇怪。他在《周易外传》卷五中说：《太玄》这本书，“其所仰视，四分历粗率之天文也；其所俯察，王莽所置方、州、部、家之地理也。进退以为鬼神，而不知神短鬼长；寒暑以为生死，而不知冬生而夏杀。方有定而定神于其方，体有限而限易于其体，则亦王莽学周公之故智。新美雄而雄美新，固其宜也……其于《易》也，犹爝火之于日月”。

清朝篇幅最长的扬雄评论当数乾道年间黄承吉的《梦陔堂文说》。黄承吉，字谦牧，号春谷先生，江都人。他生活于乾隆至道光年间，嘉庆十年进士出身，曾任广西兴安知县、乡试同考官等。黄承吉以为，由于扬雄有文章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语，后世之轻文者，皆以此语为口实。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司马迁乃尊圣道、明六经之第一人，而扬雄说司马迁“行不副文，是非颇缪于圣人”，这一观点又被班固继承，使得班固有意识地贬抑司马迁。为此，他写了十一篇文章，用了三十余万字痛斥扬雄。黄承吉认为，正因为扬雄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因此对他的批评一定要说透。这十一篇文章的内容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自扬雄有辞赋乃雕虫篆刻之说，致使文章为后世所诟病，然而文章关系至重。第二，扬雄说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壮夫就是壮年之意，然而扬雄所作之赋全在壮年。第三，《汉书》中不应该给扬雄立传。第四，《汉书·扬雄传》是扬雄自序，对扬雄仕莽忽略不提，这是班固针对扬雄而对史例作的改变。第五，扬雄的《甘泉赋》，赋的正文与序言不合。第六，黄承吉认为《甘泉赋》通篇都是以昆仑谀颂，献媚赵昭仪。第七，《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逐贫赋》《太玄赋》辞意杂乱鄙陋，有乖文体。第八，扬雄设“风”“劝”二字贬赋，就为诬陷司马相如。他先误解《诗序》，兼误及一切经书。第九，扬雄因毁东方朔，致毁柳下惠为乡原仁贼，同时还批评了《法言》中其他错误的言论。第十，认为《汉书》中多诬陷司马迁之语。第十一，认为《太玄》自谓合天应历，其实所言皆臆，数与天历不合。黄承吉此书利用对扬雄的批评，阐述了自己对文章价值、赋的文体、“风”“劝”等问题的看法，有的观点确实有一得之见，但对扬雄的批评有很多意气用事的地方，现在看来，难称公允。但阮元在给《梦陔堂文说》写的序言中却称赞此书一出，“于是千古之诬枉始正，人心之是非始正，人心之忠奸始正，经史之是非、孔孟之指归是非亦皆正。然则君之不出山，特为司马迁、雄、固定此一案也，使君出山，复能办岑溪等案。官至督抚，终碌碌以归，不及此数十万言者”。

近世章太炎对扬雄的评价从总体上来说并不高，但他认为其人性论有独到之处，其云：“扬子云迂腐，不如孟荀甚远。然论性谓善恶混，则有独到处。于此亦须采佛法解之，若纯依儒家，不能判也。”然后用佛家所谓阿赖耶识来解释人之本性。章太炎说扬雄模拟太甚，绝无卓然自立之处，正是依靠人性“善恶混”这一观点，才能和孟荀并提。尽管章太炎对扬雄的学问、理论评价不高，但对他附莽的行为却多有辩解。他和洪迈一样，认为易代之际，去就向无定轨，唯心所取。扬雄在汉朝职位颇低，去故就新，不为携贰。而《剧秦美新》虽外示符命，但内藏讽切。《法言》中说“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是明确预言了汉朝的寿祚才到一半。章太炎的这一说法也并非独创，宋祁就说过：“《剧秦》诡辞，恨死新时。曰汉中天，果不吾欺。”

总之，清朝时期的舆论总体上对扬雄贬多于褒。对扬雄评价的变化，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思想史的变迁与发展。随着宋明理学的深入人心，“忠臣不事二主”这一观念成为士大夫最基本的价值观，这就使得对扬雄仕莽的行为越来越重视，评判越来越严苛，而这种严苛的政治、道德评判也影响到对扬雄的学术地位、文学成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