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对扬雄的评价（1）

后人有关扬雄的议论基本上都没有摆脱宋人确定的框架，和苏轼一样，明人王世贞也不喜欢扬雄的文风，他说：

余读《法言》，其称则先哲畔道者寡矣，顾其文割裂聱曲，曶淟涊，剽袭之迹纷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圣人之于文也，无意焉，以达其所本有而不言秘耳，故其辞浅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骤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之酒哉，乃其矩矱天就矣。世之疾扬氏以道也，余之病扬氏以文也。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扬雄氏避其达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译而达之，作帝王《本纪》，俱非圣人意也。

不过，这时候，扬雄的文风已经不是关注的焦点了，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扬雄作《剧秦美新》并附莽上。因为这个污点，扬雄的声誉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原来授予的“先儒”尊号被取消，灵牌也从文庙撤出，不再作为孔子的陪祀。但这一时期依然有喜爱扬雄的人为他辩护。这些辩护者通过考证扬雄的生平以证明扬雄不可能作《剧秦美新》，代表人物是胡直。

胡直，字正甫，号庐山先生。他考证说，扬雄至京见成帝，年四十余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凤五年，共有五十二年。所以，天凤五年时扬雄已近一百岁了。扬雄到京师，王音还活着，王音是在永始初年死的，扬雄一定是在此年之前来京。扬雄是七十一岁死的，王莽始建国时可能已经去世了。郫县人简绍芳引桓谭《新论》说：“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扬雄作《甘泉赋》是在永始四年。扬雄虽然不一定死于永始四年，但很有可能死于平帝末年，那时他正好是七十一岁。总之，王莽篡汉时，扬雄早死了，他不可能媚莽，更不可能附莽。那么《剧秦美新》是谁作的呢？很有可能是谷永谷子云，雄绝无仕莽、投阁、美新之事。焦竑、刘元丙等对此都很赞同。

四川布政司参政范涞是扬雄的信徒，他高度评价扬雄：

维时扬子云氏，深沉圣学，体撰契神，其《大人》《长杨》诸赋，尚土苴一斑，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

《大人赋》实际上为司马相如所作。范涞尤其反感别人引不实之辞批评扬雄附莽，他说扬雄必不附莽，有五个理由：

第一，古人将扬雄比拟孟荀已经很长时间了，既然有这样的比拟，肯定是相类似的，能和孟子、荀子并列，怎么可能仕莽？第二，郫县大司空何君公、新繁太中大夫张公儒、中郎侯直孟皆以不附莽见杀。扬雄和他们处于同一时期，也都是蜀人，而时论视扬雄为名流领袖，仕莽之事，这三君且不屑，子云难道屑之？第三，《法言》品藻了汉兴以来诸将相名臣，独不及莽，而从扬雄其他清高的言论中也可看出他必不仕莽。第四，扬雄是在汉成帝时就被推荐为郎的，与王莽、董贤等人同官并列。以后经过两代皇帝，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他们所荐举的人没有一个不得到提拔、获得高位，而扬雄历经三世，并没有迁过官职。王莽篡位后，扬雄也没有获得加官封爵之荣，进献《剧秦美新》已经是在王莽欲绝符命之时，只能给自己招致危险。第五，范涞原原本本引述了胡直、简绍芳的考证。总之，扬雄绝不可能附莽。

不过，胡直等人的考证并不难驳倒，姚范、全祖望、梁章鉅等都有考证文章加以辩驳。郭子章是胡直的学生，连他都说：“予师胡庐山先生为扬子辩仕莽，累千言，顾亦未有确据。《美新》《安汉》二篇，即扬子百喙无以自解。”不过，郭子章也为扬雄进行了开脱，他说：

予谓美新不剧汉而剧秦，《法言》不曰继汉而曰安汉，扬子之心盖有大不得已焉者。且古今国亡而死者，度不死无为也，其不死者忍其死将有为也……恶知《法言》《太玄》二书不就于汉亡之后邪？又恶知扬子之不死不为是邪？予因题扬子墓而系之《法》《玄》，明不死意也。

清朝初年，顾炎武、王夫之、朱彝尊对扬雄的行为都有过批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论巧言之害时说：“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把扬雄视为以巧言辅篡弑的佞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六《论扬雄》则把扬雄的言行视作“伪”：

以言取人伪之所从出也。扬雄之书诵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圣人而纯于道德者，莫有过焉者也……抑知其尽出于伪哉？王莽将篡汉，恭俭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无荣利动其中，其初盖欲悦莽之心，及久未见用，躁不能禁，乃为《剧秦美新》之文以献媚。前之所为，唐尊之柴车瓦器也；后之所为，哀章刘秀之符命也。其独不得柄用者，莽尝与雄同为郎，莽之伪雄知之，雄之伪莽亦习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诰》，以自拟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论语》，相率而为伪焉矣。投阁之事，已为当世所笑。后之君子顾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诡于圣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