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对扬雄的不同态度（1）

宋朝以后，对扬雄的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宋人对扬雄的关注首先表现在对《太玄》的注释上。自魏晋以后，宋朝成为为《太玄》作注最多的时代。《郡斋读书志》卷三录有徐庸的《太玄经》10卷，郭元亨的《太玄经疏》18卷，张詧的《太玄经解》10卷并《发隐》2卷、《释文》1卷，司马光的《太玄经集解》10卷。据《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九流绪论中》，尚有宋维翰《太玄经注》10卷，林瑀《太玄经注》10卷并《太玄经释文》1卷，徐庸尚有《玄颐》1卷，杜元颖《太玄经传》3卷，陈渐《演玄》10卷，范谔昌《补正太玄经》10卷，程贲《太玄经手音》1卷，冯玄《太玄音训》1卷，林共《太玄图》l卷，孙胄《太玄正义》1卷又《太玄叩键》1卷，王长文《通玄》10卷，张揆《太玄渊旨》1卷，吴袐《太玄释文》1卷，许翰《玄解》4卷、《玄历》l卷，晁氏《星纪图》1卷，邵雍《太玄准易图》。为《法言》作注的则有宋咸、吴袐、司马光等人。《太玄》的注者通常都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把它抬升到与儒家经书并列的地位。

随着对扬雄关注的深入，对扬雄的评价开始有了明显的分歧。有意思的是，这种分歧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北宋新党、旧党的党派之争，亦非洛学、川学或关学之间的学派之争。对扬雄评价的分歧，超越了党派、学派之间的畛域，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概而言之，可以分为以程朱一系为阵营的贬扬派和以其他知名儒者为另一阵营的褒扬派。他们的分歧集中在四个焦点问题上：1.对扬雄仕莽的评价；2.对扬雄人性论的评价；3.对扬雄作为儒家思想家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4.对扬雄文章风格的评价。

北宋时，柳开、孙复是较早的褒扬派。柳开直接称扬雄为圣人，他说：

子云作《太玄》《法言》，本传称：非圣人而作经籍，犹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天绝之。呜呼！且子云之著书也，非圣人耶？非圣人也，则不能言圣人之辞，明圣人之道；能言圣人之辞，能明圣人之道，则是圣人也；子云苟非圣人也，则又安能著书而作经籍乎？既能著书而作经籍，是子云圣人也。圣人岂异于子云乎？经籍岂异于《太玄》《法言》乎？

孙复则继承了韩愈有关儒家道统的主张，将扬雄视为西汉传承儒学道统的关键性人物。其云：“孔子而下至西汉间，世称大儒者，或曰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范，明道救时，功丰德钜也。”宋祁也同样称赞扬雄坚持儒家价值观、拒斥诸子、发扬正声的立场，他在《子云象赞》中说：“卓哉子云，为汉儒师。准《易》《论语》，同圣是非。百家滞淫，我独正声。”曾巩一直喜欢扬雄书，他说：“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介甫亦以为然。则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他在编校刘向《新序》时，批评刘向而推崇扬雄，说：“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与曾巩关系密切的王安石显然也是褒扬派，他说：“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王安石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在褒扬这一立场上和王安石意见完全一致，他曾穷三十年之力为《太玄》作注，又为《法言》集注。他在请求印行《法言》的章奏中说：

战国以降，百家蜂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独荀卿、杨雄排攘众流，张大正术，使后世学者坦知去从。

司马光对扬雄的赞颂可以说是北宋褒扬的顶点。

呜呼，杨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学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

对于子云仕莽这一事件，褒扬派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为其辩护。第一种可称为否定说，此说取一种强硬的辩护策略，其完全不顾子云仕莽、写作《剧秦美新》等事实，转而言扬雄是一位坚定的反莽勇士，其以孙复为代表，他说：

千古诸儒，咸称子云作《太玄》以准《易》。今考子云之书，观子云之意，因见非准《易》而作也，盖疾莽而作也……若刘歆、甄丰之徒皆位至上公，独子云耻从莽命，以圣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过大夫而已。云既解疾莽之篡逆，又俱来者蹈莽之迹，复肆恶以人上……大明天人终始顺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顺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违天咈人与戕君盗国之辈。

《太玄》作于哀帝年间，此时王莽执政柄未几，旋即下台归乡，篡逆之形未昭，扬雄怎知后来之事？

第二种可称为明夷说。此说取一种滑头的辩护策略，引箕子为榜样，大意谓扬雄仕莽既得全性命，又保持贞直之志。此说以曾巩为代表，其云：“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周武王是圣君，箕子仕周才可为儒者所称；王莽为篡逆，扬雄何得与箕子同乎？类似的辩护者还有王安石，他抬出的榜样来头更大，其云：“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余何欲非之乎？”然此说难于解释扬雄作《剧秦美新》，王安石便干脆否认，云《剧秦美新》出自谷永。

洪迈则进一步认为，扬雄仕新是为社稷考虑。他将扬雄与晏子并提。齐庄公因与崔杼之妻东郭姜私通，被崔杼杀害。晏子身为大臣，既不逃亡，也不殉身，说：“如果君主是为社稷而死，那我也与他共死；君主为社稷逃亡，我也随他逃亡；如果只是因个人原因而死，因个人原因而逃亡，若非是与他特别亲密的人，又有谁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呢？我不只是忠于君主，我只做对社稷有利的事。”扬雄在王莽篡汉时，不和那些担任高官者同赴死，而是托其身于列大夫之中，终身持守道义，这和晏子的做法是一样的，都是为社稷考虑，而不为君主殉身。至于《剧秦美新》，那是他不得已而作，其中藏有深意；而用五帝三王来比附王莽，只不过是在调戏王莽：

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

第三种可称为避祸说，此说取一种较老实的辩护策略，认为扬雄对王莽是有限度的支持，代表者为司马光。

或曰杨子之谄也，以王莽可以继周公轶阿衡。迃夫曰：得已哉。杨子之为书也，品藻当世，蜀庄、子真、仲元，靡不及焉。莽宰天下而自况于伊周，敢遗诸乎？何鲍之死不可不畏也。虽然，莽自况伊周则与之，况黄虞则不与也。其志将曰：为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于篡，伊周岂然哉？

至于扬雄的人性论，褒扬派亦可分成两种观点。第一种是独尊扬子，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云：

孟子以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诱之也；荀子以为人性恶，其善者圣人之教也：是皆得其偏而遗其大体也。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杨子以为人之性善恶混，混者善恶杂处于身中之谓也，顾人择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斯理也，岂不晓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谓长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谓去恶者也。杨子则兼之矣。韩文公解杨子之言，以为始也混，而今也善恶，亦非知杨子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