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文中的扬雄形象

至唐代，扬雄更是成为经常被吟咏的前代文学家之一。在唐代各个时期，都有大量诗人在各种不同场合称引扬雄。在这些诗人笔下，扬雄主要以两种形象出现：一为献赋入仕的宫廷侍从，一为闭屋著述的草《玄》者。透过这些扬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

据学者杨许波统计，唐代直接称引扬雄的共有62位诗人，涉及108首诗，其中初唐10位诗人15首诗，盛唐14位诗人39首诗，中唐24位诗人31首诗，晚唐14位诗人23首诗。也就是说，从盛唐开始，扬雄经常被称引。其中称引最多的诗人是杜甫，共有20首诗；其次是李白，8首；这以后，王绩、张九龄、王维、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权德舆、许浑、郑谷、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著名诗人也一再地称引扬雄。

在他们的笔下，扬雄首先是一位通过献赋而受到皇帝赏识的宫廷侍从。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可分为两类：一是抒发尚未及第的感慨，希望像扬雄一样能有人举荐进而获得皇帝赏识而入仕。如“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此日小臣徒献赋，汉家谁复重扬雄”。第二类是诗人已经成为宫廷侍从，因此以扬雄自比。比如李白，就是由道士吴筠有荐举而被召为翰林供奉，期间也献过《大猎赋》，所以他多次以扬雄自比。“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又说：“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有一些诗人注意到扬雄之赋皆为讽谏而发，如卢纶《和王员外冬夜寓直》诗云“扬雄托谏在文章”，罗隐《寄侯博士》诗云“规谏扬雄赋”，等等。

扬雄在唐代诗歌中的另一个形象就是一位寂寞而失意的草《玄》者。到唐代，出现了大量吟咏扬雄草《玄》事迹的诗歌，多继左思《咏史诗》而来。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纵笔描绘了长安豪门贵族争竞豪奢、追逐享乐的生活后，最后以穷愁读书的扬雄自比：“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在表现寂寥失意的同时，也有自我宽解的意味。诗人们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表现扬雄的寂寞生活时，往往也在感慨自己或友人的落寞寂寥。如王绩《病后醮宅》：“今日扬雄宅，应堪草《太玄》。”王勃《赠李十四四首》之三：“从来扬子宅，别有尚《玄》人。”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夜台今寂寞，犹是子云居。”岑参《杨雄草玄台》：“吾悲子云居，寂寞人已去。”刘禹锡《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寂寞草《玄》徒，长吟下书帷。”温庭筠《李羽处士寄新酝走笔戏酬》：“所恨玳筵红烛夜，草《玄》寥落近回塘”等等。

扬雄的这一形象作为一个文学典故，在唐朝诗歌中的寓意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中唐以后却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和提高。东汉魏晋南北朝人所推崇的扬雄，首先是—位明于阴阳、妙极道数、穷幽探赜的数术掌握者，其次是一位造于妙思、搜选诡丽、理赡辞坚的辞赋创作者，他以其博学、覃思、深微、宏丽征服了这一时期的学者。也就是说，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扬雄崇高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是儒学的捍卫者，也不取决于他是诸子的批判者。首先将扬雄塑造为儒家道统的传承者的是韩愈，正是由于韩愈的推崇，扬雄得以成为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并列的儒学大师。韩愈说：

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其时桓谭以为雄书胜《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

其次，韩愈特别推崇扬雄的学问与文章，他认为扬雄是一位博学宏辞的豪杰之士，他说：

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

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

相对而言，柳宗元对扬雄的文章就不那么推崇，尽管柳宗元曾经为《法言》作注，但他认为扬雄的文章肯定不如司马迁，也不如韩愈：

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文遗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

枊宗元作为韩愈的朋友，说韩愈的文章恢奇恣睢自由，远胜扬雄，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溢美，也确实反映出扬雄文章有局促滞涩的缺点。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董仲舒、扬雄多言符命祥瑞的批评更加尖锐，认为这些言语昏惑犹如淫巫瞽史，只能诳乱后代。《新唐书·柳宗元传》引《贞符》云：

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

在史学界，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认为自己的命运跟扬雄非常类似。第一，两人都期以撰述者自命。第二，《太玄》和《史通》都累年不就。第三，扬雄作《法言》，时人批评其妄，作《解嘲》；而刘知几作《史通》，见者言其短，他亦作《释蒙》以拒之。第四，扬雄早先因为写赋而为范逡、刘歆所重，晚年创作《太玄》，有覆酱瓿之讥；而刘知几初好文笔，获誉当时，晚撰史传，减价于知己。但他说，他与扬雄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扬雄的著作在身后历代都有知音，所以能世代流传，而自己虽然当世有知音，而后世恐怕不一定有，因此很担心自己的著作不能像扬雄的著作那样流传久远。

尽管刘知几以扬雄自况，但他对扬雄并不是没有批评，他认为扬雄的著作中有许多怪奇鄙陋的神话，这对于一位史学家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史通·外篇·杂说下》说：

扬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长爱奇多杂，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之矣。然则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总的来说，唐朝对扬雄的思想和文章以肯定居多。而对扬雄后期的政治经历给予强烈批评的是初唐时期的李善，他在给《文选·剧秦美新》作注时说：“王莽潜移龟鼎，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亢辞鲠议；退不能草玄虚室，颐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素餐所刺，何以加焉！”相比之下，同是给《文选》作注，李周翰的态度就比较温和，他说：

王莽篡汉位，自立为皇帝，因号新室。是时，雄仕莽朝，见莽数害正直之臣，恐己见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为美，将悦莽，意求免于祸，非本情也。

李周翰的这种解释可说是后世避祸说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