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民族思想(2)
书名:扬雄传作者名:王青本章字数:2055更新时间:2024-05-28 14:52:07
始建国元年,王莽遣五威将军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入匈奴,“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改“玺”为“章”,表明匈奴地位在诸王之下。他们先收回故印,并让陈饶椎破。第二天当匈奴不满新印试图讨还故印时,王骏等示以坏玺,引起单于及部众的恼怒。王骏等回归途中到左犁汗王咸住地,见其地多有乌桓民众,王骏等强令尽快将其放回乌桓,匈奴积怨更深。而在此之前,王莽又令护乌桓使者告知乌桓诸部民,不得再给匈奴上皮布税。而匈奴依原来成例遣人入乌桓催交皮布税,那些想做买卖的匈奴妇女也接踵而至。乌桓以“奉天子诏条,不当予匈奴税”为辞,拒绝交纳。匈奴使者缚乌桓首领并倒吊起来,乌桓首领昆弟怒,杀匈奴使者及其官属,并将随使者而至的匈奴妇女及马牛扣留。单于即发动左贤王兵攻击乌桓,由于王莽过分干预匈奴同乌桓的关系,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
是时,西域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皆怨恨汉朝都护,同亲属一起逃入匈奴,单于将他们安顿在左谷蠡地。王莽得知后,遣使者逼迫匈奴遣还。匈奴认为,自宣、元以来,“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死遗言曰:‘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得受之。”但在使者的压力下,单于仍不得不将句姑、唐兜二人还给使者。王莽派人将二人当众处死,并与匈奴重新商定: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封函带回宣帝时与匈奴订立的条约。
始建国二年,王莽又侮辱性地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下令说:
降奴服于知,轻慢国家基本准则,背弃四条约定,侵犯西域,危及边境,成为百姓祸患,罪当灭族。命令立国将军孙建等共十二将,兵分十路,同时出征,共同执行上天的威力,惩罚他。念及他的先祖故呼韩邪单于稽侯,世代忠孝,保卫边塞,不忍心因为知一个人的罪过而灭掉稽侯一族。现将匈奴的国土和人民分为十五部,将稽侯的子孙十五人立为单于。派中郎将蔺苞、戴级奔赴塞外,召拜应当做单于的人。对因违犯逆贼知的法规而受惩处的人,都予以赦免。
于是派出五威将军苗和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和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振武将军王嘉和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棽和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诛貉将军阳俊和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奋武将军王骏和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出征者还有偏将、裨将以下的军官一百八十人。招募全国囚徒、丁男和士兵三十万人,传令各郡转运军服、冬装、兵器和粮食,由各县主要官员从近海的江淮一带运送到北部边境地区,使者乘坐驿车督促,按战时法令行事。全国一片骚动。
改制所带来的骚动不仅发生于匈奴,也发生于西南夷,《汉书·王莽传下》载:“始建国元年,贬句町王为侯,句町卒以此畔。”《汉书·西南夷列传》说:“王莽篡位,改汉制,贬钩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恨,牂牁太守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这场战争绵延达十余年之久。
《法言》中有关民族政策的论述反映了扬雄的一贯主张,充满了预见性,似乎是直接针对王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法言》中,扬雄首先对汉武以来开疆拓土、建立强大帝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出强烈的自豪感:
汉德可谓允怀矣。黄支之南,大夏之西,东鞮、北女,来贡其珍。汉德可谓允怀矣,世鲜焉。
但扬雄随即便谆谆告诫不能轻启边衅,更要避免劳师远征:
芒芒圣德,远人咸慕,上也。武义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国丧师,无次也。
此条是说,用崇高的道德让远方之民倾慕,这是最上策;用勇武的军队征讨四方,那是中策;如果搞得蛮夷扰乱中土,侵扰百姓,屈国丧师,那是最下之策。
麟之仪仪,凤之师师,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鹰隼,未至也。
意思是说,像麒麟那样、凤凰那样堂堂正正,好义尚德,那是最好的;只是像螭虎、鹰隼那样勇武,那还未达到最好。
龙堆以西,大漠以北,鸟夷、兽夷,郡劳王师,汉家不为也。
当时,人们认为汉朝对匈奴礼之过盛,对此扬雄指出,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来之不易,现在幸而得其臣服,应当厚抚安养,以珍惜这种大好局面:
或曰:“汹汹北夷,被我纯绩,带我金犀,珍膳宁餬,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实为兵主。今稽首来臣,称为北藩,是为宗庙之神,社稷之灵也,可不享?”
当时汉朝给予呼韩邪单于及其儿子以丰厚的赏赐,有人质问说,那个经常侵扰我们的匈奴,被赐予缯画、金玺、玉剑和精美的饮食,这样是不是太优厚了?扬雄说,在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时,两族长期兵戎相见。现在他们稽首称臣,自称北藩,是宗庙之福、社稷显灵,怎么可以不给予优厚的赏赐?
和所有儒生一样,扬雄也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出于对战争的憎恶,他自始至终主张采取明智有效的民族政策,以绥抚等策略维持边境的安宁,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是相当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