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历史思想（3）

同样，在对黥布、韩信等人的评价上，扬雄也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对他们的才能充满崇敬，对他们在汉朝建立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加以肯定，反而对汉王朝忘恩负义、诛杀功臣的自私残忍没有丝毫的批判，对这些功臣的冤屈没有丝毫的同情，认为他们的名声虽大，但“忠不终而躬逆”，没有好名声。

在司马迁的笔下，他对于那些正义的反抗与复仇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评价，他专设《刺客列传》，并在对伍子胥等人的评价中也充分表现出来。个人的暴力复仇行动虽然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下，他们那种反抗强暴、决不妥协的精神，都是可歌可泣的，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这一点又是扬雄所不能理解的。在《伍子胥传》中，司马迁称颂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而扬雄在“或问子胥、种、蠡孰贤”一条中，对司马迁所认为的“小义”念念不可弃之，讥子胥“破郢入楚”之所作所为“皆不由德”；甚至对文种、范蠡也颇有微词，认为他们“不强谏而山栖，俾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又终弊吴，贤皆不足邵也”。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对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德表示了热烈的歌颂，这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而扬雄则说：“游侠，窃国灵也。”强调的是游侠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危害性。立场不同，观点也就不同。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表露的思想最典型地反映出超越时代的史识。司马迁认为谋取个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的要求是不可遏制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进而为求利致富者提供理论根据：“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他在韩非以后，继续提出自由竞争的思想，公开为当时的工商业辩护。他又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种观点，乃是超越千古的。扬雄当然不可能理解和赞成。当有人问到货殖时，扬雄的回答是“蚊”：货殖乃是吸血的蚊子。扬雄显然继承了汉朝建朝以来一直强调的重本轻末、抑制工商的人文传统，他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商贸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扬雄的历史观很显著地影响了后来的班彪与班固。班固对扬雄十分推崇，他曾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汉书》在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很多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均接受了扬雄的影响。班彪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在《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赞》中，对汉初这些异姓诸侯的评价是：“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将他们的才智、功勋、冤屈一概置之不论。在《游侠传赞》中，宣扬“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的封建等级观，企图建立牢固的封建统治秩序，认为“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等等，明显可以看出扬雄的影响。而在对其他一些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如扬雄评东方朔，其云：

世称东方生之盛也，言不纯师，行不纯表，其流风遗书，蔑如也。或曰：“隐者也。”曰：“昔之隐者，吾闻其语矣，又闻其行矣。”或曰：“隐道多端。”曰：“固也！圣言圣行，不逢其时，圣人隐也。贤言贤行，不逢其时，贤者隐也。谈言谈行，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范》，接舆之歌凤也哉。”或问：“东方生名过实者，何也？”曰：“应谐、不穷、正谏、秽德，应谐似优，不穷似哲，正谏似直，秽德似隐。”请问“名”。曰：“秽达。”“恶比？”曰：“非夷尚容，依隐玩世，其滑稽之雄乎？”

扬雄否认东方朔为隐者，并认为即便算是朝隐禄隐，也是为古人所鄙视的。这种批评性的评价，显然影响了《汉书》中《东方朔传》的写作，班固不但在传记的材料上有所取舍，舍弃了东方朔自称为避世于朝廷者、酒酣而歌等内容，而且详录扬雄对东方朔的评价，班固自己也对东方朔作了否定性的评价：“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之。”

在《史记》中，司马迁曾对司马相如表示了高度的称赞：“《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班固便借扬雄之口加以折中之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班固再次引用扬雄之语来评价司马迁：“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上文我们曾经提到，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也是深受扬雄影响的，因此，班固对司马迁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均来源于扬雄。

《汉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官修史书，这以后，班氏父子的历史观念便成为正统的官方史学观念，对中国的历史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综上所述，班氏父子历史观念中有很大一部分渊源于扬雄，所以，实际上，扬雄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