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历史思想（2）

或问：“六国并，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载而咸。时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请问“事”。曰：“孝公以下，强兵力农，以蚕食六国，事也。”“保”。曰：“东沟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卤泾垠，便则申，否则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将相方刀，六国方木，将相方肉，激也。”

“便则申，否则蟠”的意思是形势有利可进攻，形势不利可退守。孝公以后秦国持续几代强兵力农的不懈努力、秦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六国君臣懦弱无能的时机造就了秦统一中国。所以，在扬雄的历史观念中，天命往往只是虚悬一格，只是遇到经验理性无法解释偶然性问题时，他才将其归于天意。

扬雄历史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随时而变的历史进化观。

我们知道，扬雄的哲学体系是带有浓厚的循环论色彩的，他认为一切事物的演变发展都经历着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然而，扬雄毕竟是一个极为重视征验的经验理性主义者，重视征验的客观立场有时使他能够突破认识上的局限。如当有人问道：“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这一带有历史循环主义色彩的问题时，尽管明知这一观念出自孟子，扬雄也给予断然否认。他说：“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由于上述这些显明的历史事实的存在，扬雄完全无法同意孟子的观点。

和当时的大部分儒生一样，扬雄的历史观念具有很浓厚的复古倾向，视三代之治为理想中的社会政治状态，但他并不认为古代圣王的一切制度、措施都可以效仿、照搬，任何措施都应该根据时代条件，因时而变。自然社会中的一些内部的根本规律尽管有故常，但其外部表现形态却是丰富多彩的，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汉书·董仲舒传》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扬雄却对道的因革损益作了充满辩证法意味的说明：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

事物的顺利发展，既需要继承，也需要改革，不能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是重在继承还是重在改革，关键取决于当时的时机和条件。正确处理因革问题，乃是关系到国家前途、事业成败的大事。在《法言》中，扬雄也反复谈到道的因革损益问题：“故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

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或问新敝。曰：“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

碰上事物日新之时，则袭而因之；碰上其敝乱之时，则损益随时。不仅道是如此，反映道的圣人之言、圣人之书也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与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

或曰：“圣人之道若天，天则有常矣，奚圣人之多变也？”曰：“圣人固多变。子游、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宰我、子贡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颜渊、闵子骞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圣人之书、言、行，天也。天其少变乎？”

由此他认为泥古不化、一成不变地沿袭所谓圣人之法来治理当代之事乃胶柱鼓瑟：

或曰：“以往圣人之法治将来，譬犹胶柱而调瑟，有诸？”曰：“有之。”曰：“圣君少而庸君多，如独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圣人之法，未尝不关盛衰焉。昔者尧有天下，举大纲，命舜、禹；夏、殷、周属其子，不胶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胶者卓矣！尧亲九族，协和万国；汤、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胶者卓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时，齐晋实兴，不胶者卓矣！

圣人之法本没有一定成规，每一位圣王都有自己的功业与事迹，然而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不墨守先王成法，不胶柱鼓瑟，而是根据时代的特点采取合宜的措施。

扬雄历史观的第三个特点是深受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影响的历史评价标准。与司马迁的历史观作一对比，我们就可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扬雄《法言》中有关历史人物的论述很多是针对司马迁《史记》立论的。司马迁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把握历史，用自己活生生的鲜活的感情来理解历史，因此，他笔下的历史，受陈腐的观念限制较少，在每个人的传记中，大多寄托、体现着作者的爱憎情感、批判精神、人生理想。扬雄则从小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在他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述当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儒家价值伦理观给予他的深远影响，因此，在他的历史评价中，就多了一种陈腐气息而少了一种独创精神。这典型地反映在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者的评价上，对失败的英雄人物的感情上，对刺客、游侠与货殖等的看法上。

扬雄虽然反复批判秦朝的酷政，然而他对陈涉的起义却颇有微词，否定它对推翻秦朝酷政所起的伟大作用，认为这是“乱”：

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汪荣宝认为，扬雄对陈涉、吴广的指责有其时代背景，而“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所指盖当时郡县起为盗贼者而言。《汉书·王莽传》云：“五原、代郡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兵与郡县合击，岁余乃定。”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同样是一个所谓盗贼蜂起的时代。《史记·酷吏列传》载：“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他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秦末农民起义。他把陈涉安排在“世家”当中，在《陈涉世家》中，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这种反抗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像这样热烈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识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而这种卓越的史识在深受儒家正统观念影响的扬雄那里，显然是不可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