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文学理论（3）

扬雄的文章素以艰深难懂著称，类似《太玄》这样的书，“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懂”。刘歆预测其将被后人覆酱瓿。但文必艰深乃是扬雄的一种自觉追求，他认为：首先，从“明道”来说，深奥的、重要的道理必然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途，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探，昔人之辞，乃玉乃金，彼岂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

天道、地道、人道——自然社会的根本规律怎么可能是浅俗易解的呢？圣人之经是明道的，所以圣人之经同样是艰深难懂的，“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廓，五经之为众说郛。”

可度的东西必然包容小，可测的东西必然所载少，如果人人都易知易晓，那其内容肯定轻浅。

其次，就文章写作的要求来看，也必须做到“约”“要”“浑”“沉”。《太玄·玄莹》说：“务其事而不务其辞，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也。不约，则其旨不详；不要，则其应不博；不浑，则其事不散；不沉，则其意不见。”这一点，圣人与经籍同样可以作为榜样：

或曰：“辞达而已矣。”曰：“圣人之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正因为文学的目的是明道，而文学的榜样是圣人和经籍，出于认识与表述这双重原因，所以：

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

而曲高则和寡，阳春白雪肯定得不到大众的附和：

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施咸池，揄六茎，发萧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

尽管如此，扬雄依然坚持其精英主义立场。他的文章，只是写给当世乃至后世的知音看的。世人知音，哪怕破琴辍斤，也绝不随俗阿世、随波逐流：

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獿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斫。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

在中国历史上，扬雄似乎是少数几个坚持文学的精英主义立场的人物。这种立场，从侧面反映出扬雄特立独行的人格。

扬雄对后世文学思潮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直接对应上，他的创作活动、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都对后世的文学思潮有影响。

首先就其创作活动而言，学者许结指出，扬雄以著述企求立名，破西汉儒门师法章句传统之学以成一家之言，寓文学思想于学术著作，这对东汉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扬雄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借著述立名这一点，而东汉以后的思想家、文学家如桓谭、王充、张衡、王符、葛洪、陆机、刘勰等对扬雄诸多文学观点的继承，又首先表现为汲取其自创体系的著述精神。这是促进东汉文风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

就其哲学思想而言，许结说：扬雄立“玄”，在开东汉学术玄远旨趣的同时，亦开东汉文风中崇尚自然的思想情趣和达观玄览的艺术境界。这个问题较为复杂。我们曾经谈到扬雄的自然哲学和政治伦理哲学是有矛盾的，尽管他认为天道无为，但他不能彻底地将以天道明人事的立场坚持到底，在涉及人事时，他是反对自然无为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在扬雄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存在着崇尚自然的主张和取向，论者以“鸿文无范，恣于川。测曰：鸿文无范，恣意往也”来论证他有摆脱法度、崇尚自然的文学主张，乃是对这一材料的误读。此句出于《太玄·文首·次六》。《文》为阳首，次六为不吉之赞，此条的倾向是批评性的。司马光注曰：“鸿雁之飞，偶有文字之象而无法也，遇川则自恣而已。六过中而当夜，小人之文无法而妄为者也。”也就是说，扬雄是竭力主张文是应该合法度的。东汉文学是否已经形成一种崇尚自然的风气似乎也还可以讨论，但扬雄的《太玄》确实对东汉文学有较大的影响。自扬雄立玄旨以后，东汉文人创作竞相言玄，如《玄根》、《思玄》、《玄表》、《玄达》等渐开魏晋文学以玄托旨、因玄显志、以玄达趣的风尚。

就其文学理论而言，扬雄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大纲·东汉之文学批评》中说：“东汉一代，文学论旨，首推桓谭、班固，其后则有王充。谭、固盛称子云，充之论出于君山，故谓东汉文论，全出于扬雄可也。”实际上，我们尤其应该提及扬雄对于刘勰的影响。《文心雕龙》中屡屡提及扬雄，扬雄有关文学的言论皆成为刘勰论文的准绳。扬雄与文学生活有关的片段，在刘勰心目中皆成为文坛的掌故；扬雄的各种作品，《文心雕龙》中无不论及。徐复观说：“我认为最能了解扬雄文学的，古今无如彦和。”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对彦和影响最大的，古今无如扬雄。

扬雄对中国文学理论最大的影响有如下几点：

首先，他从理论上奠定的明道、征圣、宗经的原则，上承孟荀，下开刘韩，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学观。先秦时期，孟子在《滕文公上》中自称他并非好辩，而是为了保卫和宣传先圣之道，所言已有明道、征圣、宗经的意思。后来，荀子在《正名》《正论》《儒效》等篇中要求文学与言辞必须符合礼义和道，以圣人及其经典为准则，这些意见比孟子之言更加详细、更加清楚，初步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扬雄将这些主张加以系统化的论述。这以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征圣》《宗经》诸篇，明显是对扬雄这一创作原则的发挥。而韩愈阐述“文”与“道”的关系，依然可以看出扬雄的影响。

其次，乃是其文质相副、以质为主的文质观，成为儒家文学理论中的经典思想。刘勰就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他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盻情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义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很显然，这种观念和扬雄是一脉相承的。正是明道、征圣、宗经的原则和文质相副、以质为主的文质观，构成了正统儒家文学理论的基干。

第三，扬雄的文必艰深说，成了唐代古文运动中皇甫湜、来无择、孙樵等人理论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