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人性论（2）

孟子之后，荀子为了实现礼义治国的理想，不满意性善论，首创性恶论。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学习礼义的重要性，极大地弘扬了孔子心性之学的智性层面，成为后世重智主义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与此同时，他却丢掉了孔子心性之学的仁性层面，终于溺于一偏，后世对此多有批评。

荀子主张性恶论，其逻辑起点是对性的解说。荀子以人生之自然的状况为性。具体而言，性有两个不同的所指。一是指身体器官的欲望。好色、好声、好味、欲食、欲暖、欲息，这些全是人的自然欲望，是生之自然的，也是性的第一个所指。性的第二个所指是身体器官的能力。目的能力是见，耳的能力是听，这些也是生之自然的，所以也必须包括在性的内涵中。

在具体说性恶的时候，荀子一是不以能力论性恶，而以欲望论性恶；二是不以性恶本身论性恶，而以听任欲望发展的结果论性恶。既然听任欲望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恶，那么就必须制止这种恶，方法就是定礼义、制法度。荀子指出：“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有了礼义法度，人的欲望才会得到节制，情性才会得到矫饰，社会才不至于悖乱不治，从而达到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才讲“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由此可见，荀子大大弘扬了孔子心性之学的智性理论。如前所说：孔子心性之学有欲性、仁性、智性三个层面。在孔子看来，人要成就道德，只满足于内心的忠信等等是不够的，还必须学诗学礼，使自己的行为与外在的礼相一致，这样才能恢复周礼；如果不学诗、不学礼，从小处讲，个人无以立，从大处讲，社会无以治。在这方面，荀子也强调必须通过心的知虑工夫而知“道”，学习师法，认识礼义，用礼义节制欲望，节制情性，使社会正理平治，使个人化性起伪。不仅如此，荀子还具体论证了心知“道”的理由，提出了“虚壹而静，以达大清明”的一整套认识理论，把孔子学诗学礼的智性思想大大具体化、理论化了。荀子遏制了孟子单纯发展仁性理论的倾向，成为孔子之智性与宋明理学联系的桥梁。

扬雄关于心性根源的论述，似乎并无多少新意，其云：“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所谓“善恶混”，即善恶同在，其说似乎是综合了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之论。在学术上不执其偏、调和折中乃是扬雄的一贯方法。而这种观点与世硕“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的理论没有太大的区别，汪荣宝认为其说本之于世硕。徐复观则认为扬雄这一说法继承董仲舒“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天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与天道一也”的说法。这可以说明，在汉朝学术整合的大趋势之下，性善说或性恶说都因趋于一偏而无法获得广泛的认同，新的人性理论在朝着更符合经验理性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强调了天道是任阳而抑阴的，阴的作用，远不如阳的作用大，所以究其极，董仲舒实际还是主张性善的。而仔细分析，扬雄的观点具有自身的学理根据，符合扬雄的一贯理论与系统主张，其更接近荀子的观点。

上文我们说过，在孟子那里，性指的只是人的良心本心。在荀子那里，性有两个不同的所指，一是指身体器官的欲望，二是指身体器官的能力，而荀子仅仅只以身体器官的欲望论性。扬雄论性与他们都不一样。《法言·学行》篇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而视是目的能力，听是耳的能力，言是口的能力，貌即表情，应是脸部能力的一种，思是脑的能力，扬雄认为这些都是人生来所具有的。《太玄·玄掜》云：“维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动、口言、目视、耳听、心思，有法则成，无法则不成。”由此可见，扬雄论性，似专指身体器官的能力而言，而这些能力的应用有一定的法则，因而有正邪之分，符合法则的运用为正，不符合法则的则为邪。在此基础上，他自然而然地得出了性有善有恶的结论。

徐复观说，扬雄认为性中的善与恶都处于潜存状态，由潜存状态转而化为一念的动机，再将一念的动机加以实现，便需靠人由生命所发出的力量——气。气的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是像一匹马一样，载着善或恶的念头向前走。

至于如何避恶趋善，扬雄作出的回答显然是扬雄式的，即由学由师。从这一点上来说，扬雄对学的重视超过了儒家历史上任何一人。上文我们说到，孔子虽然对学习异常重视，但外向性的学习只是成就道德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而且孔子所指的学基本上指的是对礼仪的学习。孟子则几乎忽略了这种外向性的学习，反求诸己乃是成就道德的唯一途径。荀子虽然弘扬了孔子心性之学中的智性层面，但在荀子那里，对礼仪的学习也只是避恶趋善的一个手段，另一个与之并列的手段是法度的威慑。在扬雄这里，外在的教育与学习乃是成就道德的唯一手段：“人无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的本性起到陶铸改变之功：

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或问：“世言铸金，金可铸与？”曰：“吾闻觌君子者，问铸人，不问铸金。”或曰：“人可铸与？”曰：“孔子铸颜渊矣。”

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然而，如果我们再深一层地追究，怎样才能决定并选择学与师而使自己能成就道德呢？这一问题在孟子那里是相当简约易行的，只要反思本心，让自己得到良心本心的指导即可；在荀子那里，人以“虚壹而静”之心，可以知“道”，以此即可救性恶说之穷；但在扬雄的性论中，这成了一个没有解答也无法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