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道明人事的思维方式（2）

综上所述，尽管《太玄》的基本思维方式与出发点是“以天道明人事”，但这一“明”并非是“推明”，而是“证明”，即借用自然现象来证明封建社会宗法秩序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在证明之前，扬雄心中业已存在一个先设的立场，所以，他无法自始至终坚持他所推崇的客观主义立场，他往往将人道外化为天地之道，反过来论证人适合于天道。《玄文》说：

天地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伦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统者，莫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

这种循环论证方式乃是古代思想界常见的通病，在科学认识体系尚未建立以前，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以天地之道作为儒家纲常伦理的终极依据，这种做法同样渊源于《易传》：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在这些论证中，天一直是以自然之天的身份出现的，而抛弃了神灵之天的原始面目。但后来董仲舒为了给三纲五常的儒家宗法伦理道德寻找终极的根据，却继承了部分原始宗教思想，将天视作有意志、有目的的天。因此，我们认为扬雄《太玄》中的思想在董仲舒神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有其特殊意义，他继承的是当时思想界最先进的思想传统。尽管同样是为儒家宗法伦理道德寻找终极根据，这一依据是天的意志还是自然规律，这在思想上是有明显的高下之别的。

扬雄的《太玄》，试图以一个基本的模型和图式来反映最基本的规律，整合一切事物，这种宏大的设想与尝试开始于《易传》与《吕氏春秋》。汉儒利用不同的方法，采用不同的体系，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尝试，这反映了战国晚期以来思想界对世界万物统一性的坚定信念。

我们在上文说过，在扬雄以前，对世界万物的整合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个体系，即阴阳八卦系统和阴阳五行系统。扬雄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既不用八卦系统，也不用五行系统，而是自成一体，自己创立一套新的符号，这套符号表面上看是由方、州、部、家所组成的八十一首系统，但实际用于整合和揭示世界万物及其规律的，乃是阴阳和数字。无论是对自然社会基本规律的反映，还是对各类事物的包容整合，都是由阴阳和数字来完成的。这其中，扬雄利用了传统及当时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儒家的伦理纲常理论，当时流行的天文历法学说以及孟京易学等。这个周密的系统，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乃是地道的伪知识，但他求知的精神及其运思的方式，在思想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董仲舒以人格化的神灵之天来为儒家伦理纲常进行形而上的论证，该理论享有崇高地位并弥漫一时的时代条件下，扬雄却以自然规律来论证人事准则，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对《太玄》极为推崇，桓谭、王充、张衡都将扬雄视作度越诸子而与圣人并列的人物，将《太玄》视为可与五经并列的经典，可见《太玄》那种既精且密的运思和深奥玄妙的表述在东汉知识界中起到了令人惊叹的效果，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桓谭说：“今扬子云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王充说：“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在《论衡·对作》篇中再次说：“阳成子长作《乐》，扬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拟圣人。”扬雄的《太玄》给予张衡的影响就更大了。张衡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在《太玄》的影响下，张衡在《灵宪》一书中，提出了与《太玄》相仿佛的宇宙演化论，认为宇宙初始“厥中惟灵，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然后才有“混沌不分”之气，“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谓庞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然后阴阳斯化，“时育庶类，斯谓太元，盖乃道之实也”。又说：“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张衡还明确提出“自无生有”的命题，其宇宙演化三阶段论，与扬雄《玄摛》的说法类似，其“天元”以及“九”“三”为常数的概念，皆受之于《太玄》。

与张衡的预料符合如契，就从汉兴四百年之后的建安开始，有关《太玄》的注解开始兴盛起来。三国时期为《太玄》作注或指归的分别有宋衷、陆绩、虞翻、王肃、李譔、陆凯等人，晋朝则有范望。这其中，宋衷、李譔、王肃偏重于发挥义理，陆绩、虞翻、陆凯、范望等偏重象数揲蓍。由于王弼家族与宋衷家族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所以，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学派间接地继承了以宋衷为代表的荆州学派，王葆玹认为《太玄》乃是魏晋玄学的源头之一。确实，《太玄》仿《易》的做法，可能与魏晋玄学重《易》的特点有某种联系；魏晋玄学中的某些概念、词句渊源于《太玄》。尽管我们不能将《太玄》对魏晋玄学的影响估计太高，但我们仍可将《太玄》视作继《老子指归》之后，两汉哲学向魏晋玄学发展的中间环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