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出赋家（2）

相如的好运并不止于此，在长安，蜀郡人杨得意担任狗监，侍奉汉武帝。一天，武帝读《子虚赋》，交口称赞，说：“很遗憾，不能与这个作者同时。”杨得意说：“这篇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写的。”武帝很惊喜，召来相如询问。相如说：“确有此事。但是，这赋只写诸侯之事，不值得看。请允许我写篇天子游猎赋，赋写成后就进献皇上。”

这篇为天子创作的大赋就是《上林赋》。此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后，笑着说，子虚确实错了，但乌有也并不正确。“他们的言论，不彰明君臣之间的大义，不端正诸侯应守的礼仪，只是为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争执，互相比较谁更奢侈、谁更荒淫，这并不能显扬名声，赢得声誉，反而贬低了君主，损害了自己的名誉。更何况，齐、楚两国的土地物产与田猎之事，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于是，亡是公以更加富丽的笔触渲染上林的丰饶与天子田猎的盛况，将齐、楚两国彻底压倒。

到了最后，司马相如写了天子怅然若失地叹息道：“唉，这太奢侈了！我在理政闲暇，不愿虚度时光，前来上林苑狩猎作为消遣。但生怕子孙后代骄奢淫逸，循此而行而不肯休止。这不是为后代建立功业、树立榜样的行为。”于是就撤去酒宴，不再打猎，命令主管官员说：“凡可垦之地，都要变为农田，用以供养黎民百姓。推倒围墙，填平壕沟，使乡野之民均可来此谋生。对来陂池捕捞者也不必禁止，宫馆空闲也不禁居住。开仓济贫以补不足，抚恤鳏寡，慰问孤儿、孤老。发布政令以施恩德，减轻刑罚，改变制度，变换服色，更改历法，同天下百姓一道从头做起。”

这就是所谓的“曲终奏雅”，在赋的结尾点明这首赋的写作用意。这两篇赋代表了汉朝大赋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相如之后，蜀郡出现了另一个在辞赋创作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家——王褒。王褒是宣帝时人。宣帝爱好六艺，喜欢辞赋，他仿效武帝的做法，讲习研讨六艺群书，广泛召集有奇异爱好的士人。他征召过九江人被公，因为被公能用楚音读《楚辞》；还征召了有杰出文才的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让他们在金马门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以备顾问。

当时益州刺史名叫王襄，热衷于宣扬风尚，教化民众。他听说王褒很有才能，请来相见。让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等诗，挑选热心的人让他们依照《鹿鸣》的音调排练歌唱。王褒为刺史写作颂歌以后，又为颂歌作了传注。于是王襄上奏，说王褒有杰出文才。皇上征召王褒到京师，诏令他为圣明君主得到贤臣而作赋颂。后来太子身体不适，皇上便下诏让王褒等人都到太子宫中侍奉太子，早晚诵读历史上的名文以及他们自己创作的文章。直到太子康复后，才让他们回到皇上身边。后来方士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用祭祀使此神显灵，于是宣帝派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王褒在路上病死了，宣帝既悲悯又惋惜。

和司马相如善于写作大题材、大场面不同，王褒擅长用辞赋来吟咏日常事物。他把专门描绘园囿、游猎的汉朝大赋，转变为以日常器物为题材；把铺陈夸张的手法，转变为精细缜密的描绘；将风格宏伟壮阔的汉大赋，转变为风格优美细腻的咏物小赋。他的名著《洞箫赋》，就是三个转变的集中体现。《洞箫赋》详述箫的制作材料、产地及其发声，并描绘了乐声的美妙效果和音乐引发的各种感受，细腻有致，令人如闻其声。这首赋写就之后，当时还是太子的汉元帝让后宫贵人都来诵读。齐梁时期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称赞道：“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它开创了音乐赋这一题材类型，对后世很有影响。

公元前51年，王褒病逝，时年40岁。王褒一生共留下辞赋16篇。他继承并发扬了蜀人喜欢创作辞赋的传统，使蜀地的辞赋创作在宣帝时依然保持了全国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