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2）

这是一位极聪明而又极忠厚的至诚君子。须知聪明和忠厚，往往很难并存，太聪明的人，往往刻薄；忠厚的人，又多有钝根。像东坡那样，才华绝代，却又遇人温厚，哪怕对方只有片善可取，就恨不得与之倾尽城府，终生不改赤子之心，实在太难得了！他有极强的人格魅力，深为士大夫所爱。临淮名士杜子师，在东坡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时，准备卖掉全部家产，举家搬去儋州与东坡做邻居，因为东坡获得特赦放还回内陆，其事才作罢论。更早的时候，东坡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有一高安人赵生，沦为乞丐，而志气不堕，致信东坡求见，东坡也赏其文采，与之会面倾谈，赵生立即被东坡那种怡乐平易的风度所倾倒，相与晨夕讨论，留住半年不去。东坡离开黄州北上，赵生一直跟到兴国县境，方才依依作别。

东坡博闻强识，口才便给，天性又幽默，时能妙语解颐。他的朋友刘贡父，晚年患风病，须眉尽脱，鼻梁也差点断了。有一次几位朋友一起饮酒，事先约定大家各取古人诗句，互相嘲讽，东坡就开起刘贡父的玩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这是改了汉高祖刘邦《大风歌》的原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弄得刘贡父哭笑不得。现代人认为，取笑别人的生理缺陷，是非常下流的行径，但须知东坡与贡父本系知交，开得起这样的玩笑，又在事先确立了游戏规则，以古人诗句相戏，这样，玩笑的重点就不在对方的生理缺陷，而在古人诗句与所嘲谑的对象是否吻合，实在未可厚非。古人把这样的玩笑称作“雅谑”，善雅谑者，内心必定光明澄澈，与今天某些艺人嘲讽别人的生理缺陷，以换取廉价的笑声，有本质的不同。

东坡的人格魅力，还体现在他的旷达洒脱，安于出处。他生在和怡喜乐的积善之家，天性得以毫无拗折地生长。祖父苏序育有三子，大儿苏澹、中儿苏涣都很早中了进士，唯有三儿苏洵，也就是东坡的父亲，到二十多岁还不爱读书。苏序却从来不强迫苏洵进学，结果苏洵二十七岁上忽尔心智大开，沉潜百家，综融诸子，终成文章大家。苏洵育儿，也是鼓励多，训诫少，他很早就发现了两个儿子性情的特点——长子太聪明，次子太执着，遂作文《名二子说》，以为规诫。东坡，名轼，轼是车前的横木，同车子的其他部件相比，轼似乎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然而车没有轼，却不能称其为一辆完整的车子，苏洵担心这个儿子太过聪明，易遭人嫉恨，所以希望他懂得外饰；次子名辙，辙是车轮印，苏洵认为，天下之车，无不遵辙而行，衡定车功，不及于辙，但车子倾倒，马匹僵毙，也没有人会怪车辙，他希望小儿子善处乎祸福之间。

这是一个崇尚自由，没有专横的家长习气，而又书香浓郁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人格很难不完备。自小，东坡受父亲影响，研习贾谊、陆贽的文章，希望经世济国，又作《易传》《论语说》《书传》，对儒学有了较精深的研习。中岁以还，名场阅历，多经坎坷，读《庄子》，以为先得其心。在宦途迭经起落之后，他深契于庄子“齐物”的思想，并由此获得内心的安宁。晚年更参禅理，这帮助他更好地消解了痛苦。然而，也正因为他善于自我排解，其诗词始终不能臻于“以血写就”的至境。

东坡有一首《沁园春》，词中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的述志之语，他的人生，更是实践了他所倾心的蒙庄齐物之旨。晚年的东坡，和苏辙一同被贬，他俩在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路边有人卖切面，便买来同食。路边小摊所制，粗恶难以下咽，苏辙又当迁谪，心情不好，哪里吃得下去，于是放下筷子，不停地唉声叹气，而东坡早就把一碗切面吃得罄尽。吃完后，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九三郎，你还要慢慢咀嚼它的味道吗？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东坡的学生秦观听说了这件事，感慨说：这就跟先生喝酒一样。先生喝酒，不过是喝一种能让人醉的液体罢了。

东坡对人对事，是如此和易宽容，这样的人，本来应该福慧双全，一帆风顺。然而不然。“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后半生大都在贬谪中度过，他的人生，是千古才人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悲剧。如果说其他文士的运蹇多故，泰半是因为性情的缺陷，东坡的悲剧，却是因为他性情太完美，不能见容于污浊的官场。他是真正实践了孔子中庸理想的士子，是“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的真中庸。苏辙称东坡“刚而塞”，意即原则问题绝无变通余地，这是东坡最为人忽视的人格精神，也正是这种刚塞有守、九死不悔的人格，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东坡二十二岁高中进士第二名，又中《春秋义》科第一，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后丁母忧不出。二十六岁参加由欧阳修、杨畋特荐，仁宗皇帝主考的制举试，入三等。制举又称“大科”，是宋代选拔经世人才的重要手段。在宋代士子心中，制举出身的人，地位要高于科举出身的。制举考试，要求士子不仅有极渊博的知识，还要有经纶世务的能力、漂亮的文采，要求极高。制举共分五等，一、二等从未有人中式过。仁宗朝明文规定，制举入三等，即依照进士第一的待遇授官，可见荣耀。两宋三百余年，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御试，只有四十多人入等，而入三等的，只有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四人。这一次制举，弟弟苏辙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东坡少年巍第，又得前辈名公欧阳修的真心奖掖，本该有似锦前程。的确，命运之神似乎尤其眷顾这位颖发的天才。英宗皇帝还在做藩王时，就听说了东坡的大名，登基后，想特诏东坡为翰林学士，宰相韩琦不同意，于是依照惯例，让东坡又参加了一次制举试。治平二年，年方三十岁的东坡，再次制举三等，轰动朝野，自此得以进入馆阁，遂有苏学士之称。

入值馆阁，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做宰相。事实上，仁宗皇帝读了东坡兄弟的制举进策，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然而，终东坡一生，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官，他后半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甚至身陷囹圄，差点连命都丢了。绝代仙才，成了被命运播弄的可怜儿。

宋神宗熙宁四年，东坡三十六岁，遭遇了宦途的第一次挫折。

宋神宗上台后，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导致朝廷过多介入市场，民间经济遭到严重打击，朝廷越富，百姓越穷。儒家经典《大学》有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王安石个人品格十分高尚，我认为他的诗才远在东坡之上，他与东坡政见不同，却能在东坡系狱时，上书神宗，为东坡求情。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太过理想化，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致为群小所趁。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急功近利、无所顾恤的法家思想，与儒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截然相反。

东坡第一反对的是王安石变革科举之议，又反对上元采购浙灯。而真正得罪王安石身边的新党的，是东坡任进士考官，不齿举子迎合时势，争相指摘祖宗之法，遂向皇帝上疏反驳，深中新党之病。善于明哲保身的东坡，自请贬官，外放杭州通判。

但是新党并没有放过他。神宗元丰二年，东坡四十四岁，新党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告密，说苏轼的诗文诽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遂将苏轼下狱，由御史台根勘，史称乌台诗案。自分必死的东坡，给苏辙写诗诀别，这是他一生难得的两首绝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