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寂寞，半窗残月

词，初名曲子词，发源于隋唐，起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文辞，故又名曲子。词到宋代乃极流行，近人王国维至以“一代之文学”尊之。但在传统文学史的概念中，词在较长时期内，一直被称作“诗余”，不能有很高的地位。对于这一境遇的形成，必须于中国文化精神有一真确之体认，然后始能有同情之了解。

原来，中国文学的主流，乃是一种政治性上层文学，个人之出处穷通，莫不与家国兴亡相关，那些徒然以文辞绮丽相饰，只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被目为轻薄，不能有很高的文学地位，更不用说那些代人立言的代言体曲艺文体了。而词之得名诗余，正因词在一开始是不合于此种主流的。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和凝本是著名的词人，但后来做了后晋的宰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从此则故事，可见一般人心目中，始终认为词体卑下，无当于中国文学之根本传统。

曲子词之初兴，原仅盛行于社会下层。故其文辞近于俗语，不及诗语之下字雅驯。诗家语老杜、韩愈特重锤炼，宋黄庭坚至谓其“无一字无来处”。但词的文辞从一开始是较通俗的。今传王重民先生所辑《敦煌曲子词集》，所收录的作品，都是二十世纪初才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此前一千多年，始终湮没不彰，然而那本是历史的必然，它们本就属于该被文学史所删汰的作品，因为它们完全不合中国文学尚雅、重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来看两首《敦煌曲子词集》中的作品便可知道：

凤归云

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阁，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指分明。 娉得良人，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徒劳公子肝肠断，谩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女坚贞。

洞仙歌

悲雁随阳。解引秋光。寒蛩响、夜夜堪伤。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漂荡。捣衣嘹亮。 懒寄回文先往。战袍待䌥絮，重更薰香。殷勤凭、驿使追访。愿四塞、来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

一方面，敦煌词文辞伧俗，殊无诗人一唱三叹之致，故不能突破时空上的限制，成为可以流传久远、四海广被的作品；另一方面，敦煌曲子词多是代言之体，非就作者自身生活取材，不是有感而发，故不能见出作者的生命、作者的歌哭。这些，都是中国文学所鄙薄的。

至五代风气攸变。时有蜀人赵崇祚编《花间集》，欧阳炯为作集序，中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之语。可知词发展到五代，文辞固已渐趋雅丽，但就表达场合而言，则既非宗庙朝廷，又非邦国盟会，乃在花间尊前、豪门家宴、秦楼楚馆，用作寻欢作乐时的助兴，是对私人生活的写照。词之体格所以卑下，此亦不可忽视之一因。

亦唯词之功用，最早是供“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是用“清绝之词”，“助娇娆之态”，则以囿于欣赏者的水平，词作的感慨不能深刻，多写众情众相，而没有作家个人之生命体验。词之格调，不及于诗，此亦重大原因。

宋初欧阳修虽为一代名臣，而颇经意词作。欧词如《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此词据宋钱愐《钱氏私志》云：

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圃，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其失钗。

是知欧诗文追随韩愈载道之旌，而所为小词，则仅为座上侑酒，与中国文学之大传统无涉。又有《长相思》二首：

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烟霏霏。风凄凄。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

两词均是代言之体，“一就送行女子着笔，一就远行男子落想”，皆不曾自个人生活借材，更无涉于治国平天下之志。又有《生查子》一首：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或以为南宋女词人朱淑真作，又有人认为欧词中凡涉绮艳者，皆是政敌托名所作，用以诋毁之。适见就词的表达动机而言，因其无关人格道德，故在当时人心目中，为一卑下之文体也。

近时学者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学家最喜言有感而发，最重有寄托，而最戒无病呻吟。故后世之词论家，必为欧阳修曲护，认为他下面这首《蝶恋花》是一首有政治寓意的有寄托的作品：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张惠言说：“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可见，只有联系上重寄托、重政治抒情的中国文学大传统，词的地位始尊，才得与诗方驾齐驱。

读古人诗，最宜依编年读之。则其人一生之行谊，社会时代之风云，尽收眼底。但古人词作往往不编年，即因古人诗虽则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然而每一首诗，都是时代的一个侧面，都可以就一滴水而见大海，但古人作词时，其内心往往与社会人生、家国天下毫无关涉，故编年与否，漠不相干。自中国文学之大传统观之，宜乎词之地位，不及诗也。

词体初起时其格甚卑，已如上述。然早期词家，亦有能别开新面，复归于诗学大传统者。兹举李白词二首：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评价说，这两首词，抵得上杜甫的《秋兴八首》，并认为，“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后乎”，这一观点，可谓直抉词心。我以为《忆秦娥》词是记明皇挥泪别宗庙，仓皇西狩，而《菩萨蛮》则是寓盼官军恢复之意。因为符合中国文学重寄托、重有感而发的大传统，二词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中唐刘禹锡仕途失意，遂就自身经历取材，如《忆江南》之志谪宦之情，《潇湘神》之寓屈骚之意，都不是当时那些流行于下层民众中间，千年后只能凭借敦煌文献苟延残喘的代言体词作可望其项背的。《潇湘神》一首：

湘水流。湘水流。九嶷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秋。

钟振振先生揣测，“词中是否以舜暗指永贞之政的后台顺宗李诵，以二妃暗指顺宗的左右手王叔文、王伾呢？”我以为，就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这种揣测是立得住脚的。

中晚唐作者，尚有张志和《渔歌子》五首，表其隐逸之志，而词中物我融凝，天人合一，遂不胫而走，流传异邦，乃有日本国嵯峨天皇和词。可见能流传久远的，终究还是雅的、表达了士大夫情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