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氏凄凉一曲终——说柳三变（1）

宋初词坛，作风渐变，由花间小令的一统天下，衍至以长调为主，气象为之一新。令词短制，一变而为铺辞摛藻的长调，使得本来只适合片段式、跳跃式叙事的词，也能铺叙张皇。这就像画坛上本来都是些山水小品，忽然有人开始作数十尺的长卷，表现力当然大有不同。这一转变主要由两位词人完成，一是张先，一是柳永，二人中柳永的贡献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柳永，本名柳三变，字景庄，崇安人，有《乐章集》。南宋文献学家、藏书家陈振孙认为其词格并不高，不过是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把真宗、仁宗两朝的太平气象写得淋漓尽致，且因他擅长写行路旅人、江湖漂泊无依之辈的感慨和心情，所以影响力巨大。与对其词作的有弹有赞不同，陈振孙认为其人殊不足道。因为按照正统儒家的观点，人生应该追求三不朽事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变无一可立，当然不能算是上等的人品。

陈振孙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三变的普遍见解。但近千年来，却有无数人被三变的词作打动，他也因那些燃烧生命积烬而成的词作进入了永恒。

三变若生于今日，会比林夕、方文山更有影响力，当代词家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黄霑。可是，他生活的时代，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才是唯一的正途。偏偏这是一条不适合他走的道路，这就注定了他一生的痛苦矛盾。

三变过了五十岁才考中进士，步入宦途又偃蹇多故，只好改名柳永，字耆卿，才得磨勘改官。宋仁宗本身雅好文学，但他要求文学必须符合主旋律，也就是正统儒家的意识形态，十分反感浮艳虚薄的文字。三变年轻时常流连于秦楼楚馆，跟很多妓女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作了很多在正统儒士看来是淫冶下流的词曲。他的《鹤冲天》词中有两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意思是中进士做官不过是浮名，还不如喝着酒唱着小曲来得潇洒。那一年他参加进士试，本已取中，但宋仁宗见取中的进士中有他，当即在卷子上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所以他过了好多年，一直到景祐元年恩科，才重又进士及第。以后又因为填词忤旨，虽然磨勘及格，但久不得改官。

这首《鹤冲天》的原词是：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或是他上一次科场失利后所作。这首词体现出的情感，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要是忽略掉这首词创作的时代，它其实就是追求肉体解放、心灵自由的现代作品。“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一句虽然直白，但背后的精神非常了不起。唐代对衣服品级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举子只能穿白色苎麻衣，这种衣料多洗几次就会变成褐色，中了进士后赴吏部选官，就可以脱下白麻衣换成绯红色的官服，叫作“释褐”。所谓白衣卿相，即是说没有功名在身，却敢于笑傲卿相的人。当时天下读书举子都把功名利禄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三变却敢于保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种词格，还能说不高吗？得了皇帝的“御批”之后，他更加狂放恣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他的心底，本就有几分对权势的傲兀，经此打击，更逗起狂奴故态，他索性脱屐庙堂，甘愿在江湖沦落，也在江湖上建立起绝大的声名。庙堂里的老爷们鄙视他、嘲笑他，却又在歌筵酒会上点他的新词。秦楼楚馆里的妓女真诚地喜爱他、仰慕他，以得到他的新词为荣。

但他毕竟傲兀得不够彻底，又或者是江湖苦况到了忍受不下去的那一天，终于在景祐元年，三变还是考中了进士。这一年，一直摄政的太后去世了，仁宗既得亲政，遂决定开恩科，不但扩大进士及其他科目的名额，而且还觅遗钿于洛浦，访旧佩于汉皋，录野取遗，特别优待下列几种人：曾考过五次进士，且年龄过了五十的；考其他科目六次以上且年过六十的；参加过殿试未中，已考过三次进士或者五次其他科目的；宋真宗时参加过殿试未中的。这几种人都直接给赐进士出身，是为“特奏名”。三变在这一年，成为一名“特奏名”的进士，这时他已过五十岁了。

三变步入仕途后依然坎坷重重。宋制，文官分作选人与京朝官两大层次，选人只相当于今天的科员，京朝官才是真正的干部。京朝官又分京官与朝官，京官是秘书郎以下未常参者，常参者才叫朝官。由选人升京朝官，叫作改官，从京官到朝官，叫作转官。无论是改官还是转官，都要经磨勘制度考核。三变一生未得任朝官，即使是由选人升京官，也殊不顺利。

选人要升京官，若照景祐二年前的制度，其实并不十分艰难。当时只要有两员上级推荐，即得为令，为令无过谴，升职事官，任上又无过谴，遂得改京官，相当于两员举荐人保了被举荐人三任。时有御史王端，奏称此举易滋庸碌之辈幸进，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改为每一任都须有新人推荐，才得升迁，否则就只能在原来的位置待下去。同时，改革后的人事制度还为举荐人增设了更多的限制，愈加精密但也愈加死板。三变任睦州团练推官，到任不到一个月，知州吕蔚就推荐他，马上被侍御史知杂事郭劝参奏一本，说三变到任未及一月，能有什么工作成绩，吕蔚推荐三变，必涉徇私。朝廷得此奏，宣布选人必须要经过考试合格，才得升任，皇帝还亲自下诏：作为选人，必须要考六次才能升为京官，如果中间犯了一些过失，还要再加一考。又规定知杂事、御史、观察使以上的官员，每年举荐选人不得超过两名。这样，三变就只能在选人的位置上三任六考，足足做满九年。

历览中国各朝各代，凡是强盛的、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定是人治与法治相调和，有相当程度自由的时代。全靠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彻底的人治，当然会造成民族的极大灾难；但一切遵行法度，往往会伏下未来衰落的祸根，却非浅人所知了。

仁宗以前，选人改京官的年限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选人初任，即被上司赏识推荐，所在多有。须知古人七十岁致仕，除非少年即擢巍科，否则要经三任六考，人生能有几个九年呢？这种磨勘制度，磨掉的是初入仕途者的锋芒与个性，朝政也会因之死气沉沉，社会也就难得进步。景祐二年，吕蔚想推荐三变破格升京官，本来符合朝廷惯例，仁宗皇帝竟专诏不许，并就此严格了选人改京官的制度。仁宗对三变的偏见，不仅让三变沉沦下僚多年，更确立了逆淘汰的遴选人才的机制。

三变的狂者心性使得他终生无法适应守成审慎的体制，这就是他的命运。庆历三年，三变年限已足九年，磨勘也及格，按理应该改官了，但吏部就是不下文，三变只好找宰相晏殊诉冤。晏殊也是著名词人，见面却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以为仍因《鹤冲天》一事，心想词人何苦为难词人，于是反诘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从容回答：“我晏殊虽然填词，可没写过‘针线慵拈伴伊坐’。”潜台词是，这样的句子品格太低。柳永无言以对，只好告退了。

但实际上吏部不放三变改官，不是因为他写这类士大夫眼中的淫词亵曲，而是因他的《醉蓬莱》词得罪了皇帝，而这件事恰恰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

三变的词曲，雅俗共赏，传播至广，甚至仁宗皇帝每次饮酒，都让教坊官妓唱柳词。三变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托人找到宫中的太监，请为美言。这一年老人星现于天上，太史奏为祥瑞之兆，时当秋清气朗，宋仁宗在后宫摆宴庆贺，提出需要应景的新词，身边太监已得三变之嘱，当然一力举荐，加之仁宗也确实喜欢三变的词，就同意让三变一试。三变得诏，不敢怠慢，当即细细制了一篇《醉蓬莱》，词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