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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才子他乡老——说韦端己(1)
书名:一场寂寞,半窗残月作者名:徐晋如本章字数:2880更新时间:2024-05-31 17:39:52
韦庄,字端己,是由晚唐入五代的著名诗人、词人。自来温韦并称,《花间集》所辑录的词人,以温庭筠与韦庄成就最高,影响后世词风也最深。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比较花间词的这两大作家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李重光是作品未收入《花间集》的南唐后主李煜。在古人那里,秀是比丽更高的审美境界,有钟灵毓秀、神清骨秀等语。说端己的词“骨秀”,意思是“其秀在骨”,就像一位娟娟美好的女子,她那秀美的气质是骨子里带来的,而不在眉眼肌肤之间。虽不及后主其秀在神,但已是非常高的评价了。王国维又批评清末词论家周济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周济的原话是:“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意思是说,词就像是天下间的绝色美妇人,宜浓宜淡,即使粗服乱头,也不掩其动人的容光。周济对温、韦、李本无轩轾,王国维显然曲解了周济话里的意思。
但何以王国维会曲解周济的意思呢?这就涉及王国维所遵奉的美学旨趣了。
王国维自作《人间词》中,有一首赠人之作《蝶恋花》: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他颂扬的这位未沾尘俗的少女,是北京城中酒家女子,年纪在十五六岁间。她平时总穿一身曳地的长裙,行动处一派自然,不似一般的受礼教影响的女子,走着纤纤细步。她在人群中回眸,嫣然一笑,便把世间的各种美女都比了下去。这位少女就像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花树,树端缀满了待放的花苞,她的绝世标格,只有“天然”二字才能形容。与她的天然态度相比,那位来自江南吴地的舞娘,尽管有着纤细柔软的腰肢,却显得太过造作了。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美学旨趣是反对人为的雕饰,而追求天然的情致,即所谓“自然真切”。在王国维的美学序列当中,韦庄次于李煜而高于温庭筠。他既有此强烈的分别心,遂下意识地认为周济以严妆为尚,次乃淡妆,而视粗服乱头为最下。
我认同王国维的排序,即后主高于韦庄,韦庄又高于温庭筠,但我并不认为严妆不如淡妆,淡妆又不及素颜之美。《花间集》选词最多者为温庭筠,六十六首,其次是孙光宪,六十一首;端己的词选了四十八首,在数量上不及温,但我读端己词,总比读飞卿词更多感动。究其原因,不是王国维所分剖的句秀与骨秀之别,也不是韦词比温词更加自然,而是因为温词多是代言之作,借人家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终嫌隔了一层;韦词却多有个人经历蕴于词中。至于李后主的词,迥出温韦之上者,乃是因后主的人生最具悲剧性,他又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浇铸成了后来者无法跻攀的词作。
韦氏世居杜陵,端己的祖上韦见素,是唐玄宗时的名臣,韦庄父韫,韫父彻,彻父厚复,厚复父即诗人韦应物,曾为苏州刺史,与柳宗元齐名,号韦柳。韦庄在华州下邽及长安御沟西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曾有诗纪云:“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成年后的韦庄,诗写得很秾艳,性格也疏旷不拘小节,与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儒家士子不同。他性情通达,见事明白,析理深刻,后来在政治上颇有一番作为,这是温庭筠所不能及的地方。
端己在入仕以前,曾久居长安应考。唐代的科举,五十岁能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端己直到近六十岁才中进士。广明元年他赴长安应试,偏遇上促使唐代加速灭亡的黄巢起义。端己身陷长安城内,不能走脱,直到两年以后中和二年的春天,他才逃离长安,取道往东,到了洛阳。中和三年,他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也是唐代最伟大的史诗之一《秦妇吟》。厥后流寓南方,先在润州给人做幕僚,再至婺州,总之是间关万里,备尝苦辛。景福二年他重赴长安应试,仍没考上,直到次年即乾宁元年终于考中,授官校书郎,当时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人了。他在词中说自己是“洛阳才子他乡老”,跟我们想象的那种风流倜傥、年少有为的才子是很不一样的。
《唐才子传》这样评价端己:
庄早尝寇乱,间关顿踬,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诸郡。江西湖南,所在曾游,举目有山河之异。故于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四愁九怨之文,一咏一觞之作,俱能感动人也。
大致是说,大唐经黄巢之乱,山河举非畴昔,加以人生的流离颠沛,无不增加他的愁怀诗思,他就像写《思旧赋》的向秀、写《登楼赋》的王粲一样,内心孤独、悲凉,写出的诗文,可以与屈原的《九歌》、张衡的《四愁诗》,以及兰亭雅集的那些作品相媲美,感动人心。
清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晚清诗人文廷式也说:“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人生遭遇的不幸,会增加诗料,但不会让本不具有诗人天性的人成为诗人,端己天生情感敏锐,中年以后,又饱经忧患,他的人生阅历,都成了他诗词的素材,但仍须经他性情的蕴酿,方得成为文学。这正像蜜蜂酿蜜,最关键的不是花粉,而是把花粉变成蜜的转化酶。
端己在唐昭宗乾宁元年登进士第,直做到左补阙的官职。当时有个军阀王建,任西川节度使,唐昭宗派端己、李洵到蜀地宣谕旨意,王建看中了端己的才华,把他留了下来,除为掌书记,不久升任起居舍人。王建自立蜀国后,端己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已是宰相之职了。前蜀的宪章礼乐号令,刑政礼乐,均是端己手定,不过到武成三年,端己就逝世了,谥号文靖。
端己是通经致用的儒家典范。他才干过人,在给王建做掌书记时,史载他“文不加点,而语多称情”。原来,唐五代时,写公文一定要写骈体文,既要有骈体文对仗工丽、辞藻富赡的文体特点,又要晓畅明白,打动人心,殊为不易。端己写骈体的公文,属稿已成,不加点窜,每句话却明白晓畅,直入人心。当时西蜀有一县令,经常扰民,王建令端己作文宣谕,用作警告,端己写的不是死板的官样文章,而是以情理动之。文中有这样两句:“正当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意思是正当年成不好的时候,你就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要让战乱之后的老百姓再受一层盘剥。这两句话说得入情入理,对仗又精切,所以流行一时,蜀地民众也多借这两句话,抵住了官吏的盘剥。
唐朝末年,内有宦官专政之祸,外有藩镇不臣之忧。唐昭宗一生被人胁迫,做着傀儡皇帝,先是受制于宦官,后来则受制于大军阀朱温。朱温出身本来就非常坏,他本是黄巢部下,后来反戈一击,投靠朝廷,改名为朱全忠。昭宗有一段时期被宦官囚禁,朱全忠把那些擅政的宦官杀掉,自己胁迫昭宗,得掌实权。这时候朱全忠就让昭宗改了一个年号,叫作天复,以示朝廷的恶势力已清。在天复年间,王建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领,很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固,所以就派端己到朝廷去入贡,真实的用意是跟当时权倾朝野、实际的国家掌舵人朱全忠修好,大意略谓:你放心,我一定是你地方上坚强的后盾,你永远是大哥,我永远是小弟。端己有着非常好的外交才干,他不轻易说话,但只要一出声,就一定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朱全忠也对他十分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