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才子他乡老——说韦端己（1）

韦庄，字端己，是由晚唐入五代的著名诗人、词人。自来温韦并称，《花间集》所辑录的词人，以温庭筠与韦庄成就最高，影响后世词风也最深。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比较花间词的这两大作家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李重光是作品未收入《花间集》的南唐后主李煜。在古人那里，秀是比丽更高的审美境界，有钟灵毓秀、神清骨秀等语。说端己的词“骨秀”，意思是“其秀在骨”，就像一位娟娟美好的女子，她那秀美的气质是骨子里带来的，而不在眉眼肌肤之间。虽不及后主其秀在神，但已是非常高的评价了。王国维又批评清末词论家周济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周济的原话是：“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意思是说，词就像是天下间的绝色美妇人，宜浓宜淡，即使粗服乱头，也不掩其动人的容光。周济对温、韦、李本无轩轾，王国维显然曲解了周济话里的意思。

但何以王国维会曲解周济的意思呢？这就涉及王国维所遵奉的美学旨趣了。

王国维自作《人间词》中，有一首赠人之作《蝶恋花》：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他颂扬的这位未沾尘俗的少女，是北京城中酒家女子，年纪在十五六岁间。她平时总穿一身曳地的长裙，行动处一派自然，不似一般的受礼教影响的女子，走着纤纤细步。她在人群中回眸，嫣然一笑，便把世间的各种美女都比了下去。这位少女就像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花树，树端缀满了待放的花苞，她的绝世标格，只有“天然”二字才能形容。与她的天然态度相比，那位来自江南吴地的舞娘，尽管有着纤细柔软的腰肢，却显得太过造作了。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美学旨趣是反对人为的雕饰，而追求天然的情致，即所谓“自然真切”。在王国维的美学序列当中，韦庄次于李煜而高于温庭筠。他既有此强烈的分别心，遂下意识地认为周济以严妆为尚，次乃淡妆，而视粗服乱头为最下。

我认同王国维的排序，即后主高于韦庄，韦庄又高于温庭筠，但我并不认为严妆不如淡妆，淡妆又不及素颜之美。《花间集》选词最多者为温庭筠，六十六首，其次是孙光宪，六十一首；端己的词选了四十八首，在数量上不及温，但我读端己词，总比读飞卿词更多感动。究其原因，不是王国维所分剖的句秀与骨秀之别，也不是韦词比温词更加自然，而是因为温词多是代言之作，借人家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终嫌隔了一层；韦词却多有个人经历蕴于词中。至于李后主的词，迥出温韦之上者，乃是因后主的人生最具悲剧性，他又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浇铸成了后来者无法跻攀的词作。

韦氏世居杜陵，端己的祖上韦见素，是唐玄宗时的名臣，韦庄父韫，韫父彻，彻父厚复，厚复父即诗人韦应物，曾为苏州刺史，与柳宗元齐名，号韦柳。韦庄在华州下邽及长安御沟西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曾有诗纪云：“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成年后的韦庄，诗写得很秾艳，性格也疏旷不拘小节，与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儒家士子不同。他性情通达，见事明白，析理深刻，后来在政治上颇有一番作为，这是温庭筠所不能及的地方。

端己在入仕以前，曾久居长安应考。唐代的科举，五十岁能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端己直到近六十岁才中进士。广明元年他赴长安应试，偏遇上促使唐代加速灭亡的黄巢起义。端己身陷长安城内，不能走脱，直到两年以后中和二年的春天，他才逃离长安，取道往东，到了洛阳。中和三年，他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也是唐代最伟大的史诗之一《秦妇吟》。厥后流寓南方，先在润州给人做幕僚，再至婺州，总之是间关万里，备尝苦辛。景福二年他重赴长安应试，仍没考上，直到次年即乾宁元年终于考中，授官校书郎，当时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人了。他在词中说自己是“洛阳才子他乡老”，跟我们想象的那种风流倜傥、年少有为的才子是很不一样的。

《唐才子传》这样评价端己：

庄早尝寇乱，间关顿踬，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诸郡。江西湖南，所在曾游，举目有山河之异。故于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四愁九怨之文，一咏一觞之作，俱能感动人也。

大致是说，大唐经黄巢之乱，山河举非畴昔，加以人生的流离颠沛，无不增加他的愁怀诗思，他就像写《思旧赋》的向秀、写《登楼赋》的王粲一样，内心孤独、悲凉，写出的诗文，可以与屈原的《九歌》、张衡的《四愁诗》，以及兰亭雅集的那些作品相媲美，感动人心。

清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晚清诗人文廷式也说：“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人生遭遇的不幸，会增加诗料，但不会让本不具有诗人天性的人成为诗人，端己天生情感敏锐，中年以后，又饱经忧患，他的人生阅历，都成了他诗词的素材，但仍须经他性情的蕴酿，方得成为文学。这正像蜜蜂酿蜜，最关键的不是花粉，而是把花粉变成蜜的转化酶。

端己在唐昭宗乾宁元年登进士第，直做到左补阙的官职。当时有个军阀王建，任西川节度使，唐昭宗派端己、李洵到蜀地宣谕旨意，王建看中了端己的才华，把他留了下来，除为掌书记，不久升任起居舍人。王建自立蜀国后，端己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已是宰相之职了。前蜀的宪章礼乐号令，刑政礼乐，均是端己手定，不过到武成三年，端己就逝世了，谥号文靖。

端己是通经致用的儒家典范。他才干过人，在给王建做掌书记时，史载他“文不加点，而语多称情”。原来，唐五代时，写公文一定要写骈体文，既要有骈体文对仗工丽、辞藻富赡的文体特点，又要晓畅明白，打动人心，殊为不易。端己写骈体的公文，属稿已成，不加点窜，每句话却明白晓畅，直入人心。当时西蜀有一县令，经常扰民，王建令端己作文宣谕，用作警告，端己写的不是死板的官样文章，而是以情理动之。文中有这样两句：“正当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意思是正当年成不好的时候，你就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要让战乱之后的老百姓再受一层盘剥。这两句话说得入情入理，对仗又精切，所以流行一时，蜀地民众也多借这两句话，抵住了官吏的盘剥。

唐朝末年，内有宦官专政之祸，外有藩镇不臣之忧。唐昭宗一生被人胁迫，做着傀儡皇帝，先是受制于宦官，后来则受制于大军阀朱温。朱温出身本来就非常坏，他本是黄巢部下，后来反戈一击，投靠朝廷，改名为朱全忠。昭宗有一段时期被宦官囚禁，朱全忠把那些擅政的宦官杀掉，自己胁迫昭宗，得掌实权。这时候朱全忠就让昭宗改了一个年号，叫作天复，以示朝廷的恶势力已清。在天复年间，王建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领，很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固，所以就派端己到朝廷去入贡，真实的用意是跟当时权倾朝野、实际的国家掌舵人朱全忠修好，大意略谓：你放心，我一定是你地方上坚强的后盾，你永远是大哥，我永远是小弟。端己有着非常好的外交才干，他不轻易说话，但只要一出声，就一定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朱全忠也对他十分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