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式“快速发家”秘诀：让家教观念适当超前（1）

个人事业成功、家庭和睦愉快、子女有出息是每一个国人都向往的人生追求。

左宗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到他20岁时，父母、大哥已去世，三个姐姐已嫁人，一大家人只剩他跟二哥左宗植。如果不是选择做上门女婿，他可能就一代而终了。

左宗棠40岁才出山办事，不但自己拜相封侯，而且子孙后代至今近500人，其中有为者不在少数，可以说他是“快速发家”的典范。

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下面我从他的一次家庭危机开始，详细谈谈他的独到观念，以及实现这种观念的具体做法。

一、教子先问“心安”

1868年春节，湘阴左家如往年一样，在忧虑与喜庆交织的气氛中平静度过。一家人虽然其乐融融，但遗憾“两大家长”不在。“家君”左宗棠离别家人，在千里之外的望都行营，指挥前线将士奋勇作战；“家督”左孝威也没有在家陪家人一起过年，悄悄地去了一个左宗棠不知道的地方。

孝威去哪里了呢？

左宗植一封“告状信”泄露了秘密。原来，左孝威瞒着左宗棠，此时已来到与望都行营近在咫尺的北京城内，准备参加本年会试。

左宗棠看完信，内心五味杂陈。上年他已经得知，妻子周诒端脚气病复发，生命危在旦夕，眼下正卧病长沙司马桥的家中休养。远隔千里，他的心一刻也不能放下。祸不单行，这段时间恰逢剿捻遭遇一连串的失败，朝廷震怒，为示惩罚，已收回之前授予左宗棠的全部爵位、封赏。左宗棠以“戴罪立功”之身带兵，如履薄冰，生怕再出事端。

在这节骨眼上，孝威动了考进士的念头。

左宗棠不得不分心家事。他越想越感到不对劲。正月二十五日，在获鹿行营处理完事务后，他赶紧抽空写信，命令孝威速速回家。

在信中，左宗棠苦口婆心地给儿子讲了不少大道理：按照古制，长子有在病床前照料母亲的责任，母病期间绝对不允许会试，母亲一旦有三长两短，儿子则是不孝的“罪人”。

左宗棠想不通，自己15岁那年得知母亲病重，当即放弃最后一堂秀才考试，回家在病床前服侍母亲，这事子女们都知道，如今孝威怎么就不像自己呢？

信末，他带着一点儿伤感，不无赌气地说：“世上哪有你这样的读书人？父亲时刻处在危险的战场，倾覆只在转瞬之间，母亲又重病在床，生命危在旦夕，你却处之泰然，还有心思优哉游哉地进京赶考！如此大逆不孝，你的心难道没有一丝不安吗？如果你还觉得‘心安’，那你就这样做好了！”

孝威是个大孝子，听从父亲教导，准备弃考返乡。如不是左宗棠后来见妻子病情有所缓解，追加一信勉强同意续考，孝威这次就直接弃考离京了。

信中“汝安则为之”一句引用的是孔子原话。

“心安”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最早缘于孔子与学生宰我的一次辩论。

一天，宰我问孔子：“老师，您规定父母去世后儿子要守孝3年，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可不可以改成一年？一个人3年内不能参加社交，礼仪也就荒疏了；3年内不准演奏音乐，音乐都忘了。我看改成一年则刚好——老米刚吃完，新米刚入仓，钻木取火的工具刚好用过一轮，新旧接得上，不影响生产、生活。”

孔子一听，不高兴了。反问宰我：“这话也只有你问得出口。人家逢父母去世，全家人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心都碎了，你却照旧吃香喝辣，穿金戴银，难道真的可以心安吗？”

宰我认真地回答：“心安啊。”

孔子一听，十分生气，出口痛骂：“好你个宰我，居然心安理得！那你就照自己说的去做，试试看好了。反正你说的这种事，君子是做不出来的。君子逢父母过世，吃饭不香，听歌不乐，睡觉不安。你这么叛逆，我看你就是不孝之子。你再仔细想想，父母生你，养你，抱大你，辛辛苦苦，熬了3年；父母去世，子女守孝3年，这是对等的回报，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我告诉你，3年之孝是社会公理，不能再拿出来讨论！”

因为孔子的坚持，儒家3年之孝的传统此后被沿袭下来了。19世纪60年代时，国人并没有今人的现代思想，仍然严格恪守孝道古制。

左宗棠幼读四书五经，已将儒学的孝顺观念深植于心。左宗棠以“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作为教子的基本准则，而不同之处是，他根据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将新理念融入传统“孝义”。

二、以“心安”重新定义“义利”

从这次“教子事件”可以看出，左宗棠的逻辑是：儿子应该放弃“会试进士”之利，成就“儒家孝道”之义。

义、利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矛盾对立的。传统儒学的价值取向为舍利求义。

子贡当年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国家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必须去掉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又问，如果必须再去掉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

子贡问为什么？孔子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政权就一刻也不能存在。

孟子将这一价值观做了延伸，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什么利益呢，只要有仁义道德就可以了。

“只要义，不要利”，从反面反映了一个大问题：老百姓没有私产，则无私权；既无私产，又无私权，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成了缥缈不定的主张。道德因此成了幌子。

是否可以“只要利，不要义”呢？这更有问题。人为了求利不择手段，而且可以冠冕堂皇，“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口味问题”。

孔子并没有放弃利，他只是看重获利的手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后世的读书人，在义、利的对立中，逐渐找到了调和的方法。

南宋的永嘉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清代的浙东实学派，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上研究出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以义取利，以利养义，义利合一。”

左宗棠的家教观念将儒学的“心安”观念做了创新。它到底是怎样一种观念呢？左宗棠在《名利说》一文中讲得很清楚。

左宗棠说，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样子不同，学问不同，追求也不同。但有两点相同，一追求名，二追求利。这世上哪里有脱离利的名呢？名其实也可以归结为利。

世上的名分三种：一曰“道德名气”，二曰“文章名气”，三曰“办事名气”。

在这三种名气中，“道德名气”最不靠谱。古代以道德出名的人怎么样？我没看到，不太清楚，所以不敢轻易评价。但当今活跃在社会上的那些“道德名人”，到底怎样，我看得不少。他们到底因为道德好才出名，还是因为出名后沐猴而冠，才被人再戴上一顶道德的高帽呢？走近去看，你就知道了。今日世上很多人是“道德贩子”。他们打着“道德名人”的招牌，或者进朝廷沽名钓誉，或者入江湖招摇撞骗，最后赚得盆满钵满，目的还不是贪图那点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