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余绪：武庚之乱

周武王的两道防火墙

牧野大战，周武王以诈谋奇计取胜，仅仅四个小时就推翻了一个长达六百年的青铜王朝。胜利来得太突然，以至于周人都觉得恍惚。

周人贵族伐功矜能，甚至吹嘘说：“取殷易，兵不血刃。”周武王却很理智，他知道自己摧毁的只是殷商王朝的头脑，但其筋骨和肌肉受损不大。沉积了六百年的文化底蕴，周人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将其彻底征服。武王伐纣之后，获得的是一大笔极为富饶的王朝遗产。如何管理好这笔遗产，成为周武王的当务之急。

周武王克殷的第二天，清理道路，修缮殷商社稷神坛和纣王的宫殿，并举行祭天与祭祖典礼，命史臣作册逸将商纣王的罪恶祝告皇天上帝。根据作册逸的祭辞，商纣王有三宗罪：“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也就是不遵祖训、不信鬼神、不爱百姓。此后，尊宗敬祖、崇信神鬼、仁政爱民成为周文化的核心内容。

商纣王天命尽失，理应由周武王来接手，因而在隆重的祭礼上，武王大言不惭地宣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祭天与祭祖的目的，就是要宣示武王伐纣是顺天命、应天时，以彰显取代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对新征服的殷商王畿地区和民众，周武王实行了安抚和怀柔的宽松政策，让纣王之子禄父领属殷商遗民，“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将缴获而来的商纣王部分财富释放出来，给殷商旧贵族和民众一定的实惠，另外还祭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以笼络人心。

周武王忌惮殷商大族的势力，为了避免战火继续蔓延，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立武庚禄父为殷侯，优待殷商遗民。毕竟还有数百个臣服于殷商的方国、部落，等待着周武王去征服。

为了防止殷商遗民作乱或复辟，在安抚怀柔的同时，周武王还设置了两道防火墙，对禄父和殷商旧贵族进行严密的监视。

禄父，在出土的太保簋铭文中被称为禄子耿，清华简《系年》中又作禄子圣，谥号武庚，所以史称武庚禄父。武庚禄父的封地在商邑，也就是大邑商或安阳殷都。商邑的殷商遗民有三类人，以禄子圣、微子启、箕子为首的殷商王室及他们的侍从、奴仆、卫队等，殷商旧贵族及官僚人员，普通商族民众。武庚禄父为殷商宗族的族长，享有宗庙祭祀大权。

在武庚禄父的身边，周武王安插了“三监”——三个武官，对他进行零距离监督，这是防止殷商遗民闹事的第一道防火墙。三监是哪三个人？史传文献说，周武王将殷商王畿地区分为三部分：邶、鄘、卫。邶是武庚禄父的封地，鄘是管叔鲜的封地，卫是蔡叔度的封地，三监就是指武庚禄父、管叔鲜、蔡叔度三人。但是邶、鄘、卫在哪里？世人纷纷扰扰，争吵了千余年。结果清华简一出土，真相大白，世人全错了，邶、鄘、卫是后来卫国的地名，武庚禄父、管叔鲜、蔡叔度都不是三监。三监另有其人，只是名字失传。

第二道防火墙，周武王分封功臣子弟时，让两个自家兄弟驻守在安阳殷都不远处的战略要地，一旦殷商遗民作乱，可迅速出兵扑灭。一个是周武王的三弟管叔鲜，封地在管或阑；另一个是周武王的五弟蔡叔度，封地在管西北的祭城。周武王命其弟管叔鲜、蔡叔度为禄父的辅相，以辅佐之名行监视之实。

安顿好武庚禄父之后，周武王继续挥师，讨伐殷商王畿之外的方国。这些军事行动包括吕尚剿灭勤王救驾的殷商旧臣方来，吕他攻伐今河南巩义东南的越、戏、方，侯来讨伐陈，百唶率虎贲锐卒攻伐卫，陈本伐磨，新荒伐蜀，百韦伐宣、厉。

新荒攻打的蜀，也不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古国，仍应是今汉中城固、洋县一带的蜀人。蜀人本是追随武王伐纣的各部联军之一，纣死之后，殷商贵族霍侯逃亡蜀国。新荒伐蜀，可能就是为了追打霍侯。

百韦所伐的厉，在今河南、安徽交界处的鹿邑一带。鹿邑太清宫曾发现一座西周初期的“长子口”墓，但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具有浓郁的殷商晚期风格。长子，也见于殷墟卜辞，当为臣服殷商的方国厉。

百韦伐厉告捷，是在周武王十二年四月初四，牧野之战后的第四十一天。这是周武王踏上归程之前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伐商，灭国九十九个，斩首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人，俘虏三亿万有二百三十人，六百五十二个邦国臣服。十万为亿，周武王共灭、服751国，杀、俘48.7万人，这与甲骨卜辞与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的方国、部落约790个相近。

厉国降服之后，周武王回到镐京，再也没有去过东方。

武庚之乱

克商后的第四年的十二月，周武王驾崩，享年54岁。太子姬诵继位，他就是周成王。史书上称，周成王当时年仅十三岁，由谙熟权谋的周公旦辅政。主弱臣强，使得这个诞生仅仅三四年的青铜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危机开始于周公旦摄政当国，专制擅权，甚至有史书说周公旦自立为王，乾纲独断，把周成王架空。远离镐京千里之外的商邑城中，正酝酿着一个惊天逆谋，终于形成了一场大风暴——“武庚之乱”。

武庚之乱又称三监之乱，或管蔡之乱。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管叔鲜、蔡叔度是这场大暴乱的主谋，他们怀疑周公旦有异心，所以挑唆武庚一道起兵造反。然而，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却不认可这种说法：“商之遗民及与纣同事之臣，一旦见故主遭人杀戮，宗社为墟，宁不动心！兹固畔心之所由生也。”朱熹将武庚之乱归咎于殷商遗民看到故国家园变成一片废墟，不甘心沦为周王朝的“二等公民”，叛逆之心早已产生。一些殷商顽民，主要是“世受皇恩”的殷商旧贵族，武王伐纣让他们丧失了大量的财富和既得利益，因而感怀旧主子纣王的恩德，成为武庚之乱的始作俑者。

朱熹用了几句看似荒唐，却又十分贴切的话来诠释武庚之乱的缘由：

这是周公之过，无可疑者。然当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见那时好在，必不疑他。后来有这样事，管、蔡必是被武庚与商之顽民，每日将酒去灌啗它，乘醉以语言离间之曰：“你是兄，却出来在此；周公是弟，反执大权以临天下！”管、蔡呆，想被这几个唆动了，所以流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这都是武庚与商之顽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

按照朱熹的看法，武庚利用了周王朝统治阶层的内讧与不和，挑唆管、蔡竖起叛旗。所以，武庚之乱实质上是殷商遗民的一次复国运动。周公旦大权在握后，居于高位，疏忽了王室贵族之间的沟通，欠缺世人一个摄政当国的合理解释。结果管、蔡等兄弟对周公旦起疑心，形成了大气候下的小气候。

武庚之乱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武王伐纣的胜利来得太迅速，从而轻忽了对殷商王朝的全面军事征服与社会改造。纣王虽死去，但构成殷商王朝的社会主体还在，必须再来一次革命。

在这场风暴中，秦族首领蜚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蜚廉因奉命出使北方，成了牧野大战的漏网之鱼。蜚廉有两个儿子，长子恶来，居朝歌，随伺商纣王，被周人野蛮地杀死，次子季胜。纣王死后，蜚廉逃窜至东方的商奄氏，煽动东夷部落起兵反周。

正如朱熹所说的那样：“武庚是纣子，岂有父为人所杀，而其子安然视之不报仇者？”

商纣王的头颅滴淋着鲜血，在周武王的太白旗杆上晃来晃去，这撕心裂肺的一幕永远令武庚难以忘怀。

武庚深抱亡国之恨、杀父之仇，内受殷商顽民的拥戴，外有蜚廉与东夷部落的支持，既有反叛之心也有反叛之胆，更有反叛之力。于是武庚杀死周武王设置的三监，宣布叛乱，并挑唆管、蔡、霍三兄弟出兵反周。

就这样，在大、小气候的合力作用下，一场席卷中原地区、声势浩大的叛乱终于发生。叛乱主力有三支，分别是：武庚的殷商顽民，东夷八个部落，管、蔡、霍的地方部队。叛火从山西临汾盆地的霍山，燃烧到太行山脉东麓的豫北山地、黄河南岸的豫中平原，再到山东海岱地区、江淮一带，战线长达一千四百多里，战祸殃及黄河中下游的所有地区。

周武王打下的半壁江山几乎沦陷，周王朝摇摇欲坠。

武庚之乱，周公旦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他勇挑重任，与周成王共克时艰，发起了气势磅礴的东征战争。东征战争为期三年，《尚书大传》用三句话来概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

一年救乱，周成王元年，先芟平管、蔡、霍之乱，管叔鲜被诛杀，蔡叔度被流放，霍叔处被废为庶民。

二年克殷，周成王二年，周公旦辅佐成王，王师攻克商邑，除掉反贼之首武庚禄父。

三年践奄，周成王三年，周公旦在吕尚的协助下，直捣蜚廉的老巢商奄，杀死蜚廉。既而驱虎、豹、犀、象，征服东夷、丰伯、薄姑等五十余国，彻底平息了这场大暴乱。

蜚廉死后，他的族人被强行西迁至遥远而又荒凉的邾圉，让他们去守边，抵御奴徂之戎。这一支被流放的部落就是后世秦人的先祖。

殷商的最后鸣叫

东征大捷之后，周公旦于周成王三年的某月戊辰日在宗庙中举行饮至典礼，以庆贺胜利。

十年之前，周公旦跟周武王一道兴师伐耆，报了周文王之仇。灭耆之后，周公旦为东道主，在镐京文王太室宴请召公，举行饮至典礼。当时十几个兄弟饮酒作诗，其乐融融，周人上下一心，这才有了伐纣灭商的千古盛举。时过境迁，兄弟发生了阋墙之争，被殷商顽民所利用，掀起惊涛骇浪，差点儿颠覆了周王朝。不知道戊辰日饮至贺捷之时，周公旦会有如何的感想？

三年东征，是第二次讨伐殷商的战争。战争结束之后，周成王、周公旦吸取武庚之乱的教训，将殷商遗民分散各地，使他们无法凝聚成一个拳头。其中迁往洛邑的是殷商豪族，在西周文献中被称为“庶殷”“殷献民”“商王士”“殷多士”“殷士”等。

一些殷商大宗族被割裂成小宗族，散居到各诸侯国中去。微子启的族人可能是武庚之乱的支持者，他们被分割为三部分，一部分跟随微子启受封于宋，一部分被迁徙至周原，成为西周时期的微史家族，还有一部分迁至遥远的北方，被安顿在召公奭的封地燕国内。

对殷商另一豪族——举族的处罚更为严重，他们至少被分割为五部分，散居燕国、关中、甘肃灵台、鲁国、宋国等地。

殷商王畿地区则成了周武王幼弟康叔封的领地，周成王将他分封于康丘，负责管辖殷王畿地区的殷商遗民。

一度繁华的安阳殷都在东征战争中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周公旦平定武庚之乱后，“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对安阳殷都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破坏，使之残破不堪，沦为废墟。小屯殷墟发掘出柱烬、铜柱烧熔后的残余铜珠、基址上的红烧土，可见纵火焚烧是周人对殷都的破坏手段之一。

除了焚毁殷都宫殿，周人还大肆盗掘殷商王陵。小屯殷墟王陵区出现的一些早期盗坑，年代约在商末周初，就是周人对武庚叛乱的一种惩罚行为。

经过周人的大肆破坏，西周初期的安阳殷墟已沦为普通聚落，往日的光芒至此黯淡下去。殷墟之名，最早出现于《左传·定公四年》，这是殷商王朝灭亡之后540年。

武庚之乱过后，箕子曾经前往镐京，途经殷墟时，所见之处满目疮痍，辉煌的宫殿已被夷为平地，成了自由民的耕田，庄稼茁壮成长。往事不堪回首，箕子伤心欲绝，眼泪却流不得，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箕子见景触情，只好吟诗一首，以抒胸中无穷无尽的忧伤：“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麦穗吐出尖突突的麦芒，

禾苗长出绿油油的枝叶，

恨那个光鲜明亮的小子，

不肯跟我相好！

这是“玄鸟传人”发出的最后一声鸣叫。

自契开始，殷商民族历经千年之久，建立了一个长达六百年的青铜王朝。铿锵悦耳的青铜器，是殷商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社会的起始点，传承着数千年的辉煌历史。西周建立以后，全盘接收了殷商的青铜礼器。除了青铜器，殷商的制度、礼乐、宗教、文字、法律、科技等，也几乎被西周全面接受。正是由于继承了先进而且辉煌的殷商文明，所以西周在建国之初就是一个制度完备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礼乐昌明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