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兵孟津的局

孟津渡河受阻师返

伐耆大胜之后，信心爆棚的周武王开始考虑进攻殷商王朝的作战计划。

《逸周书·和寤》中记载，周武王在鲜原召见伐耆之役中功勋卓著的毕公高和召公奭，共议伐商之谋时，教导他们要立足百姓，实行惠民、利民政策，那种腔调，与他刚即位时向吕尚求教的治国之道大同小异。可见，强国安民是周武王发动战争的目的。

为民谋福祉的战争，是圣贤的战争。为私欲而掠夺的战争，是暴君的战争。圣贤之战，虽然力量弱小，但是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彻底消灭比自己强大百十倍的敌人，这就是所谓的王者无敌于天下。圣贤爱惜民力，体恤士卒，所以慎战。他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发动没有把握的战争，让士卒的伤亡降到最少，让百姓承受的痛苦最低。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圣贤。

翦商夺取天下，是公亶父以降所有周人领袖的终极目标。从迁岐下，到迁丰镐，周与殷商的距离越来越短了，这个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了。

灭耆的第二年，也就是受命九年，周武王率众在毕原上杀俘祭天，宣布向殷商王朝开战。

22年前，周文王初禴于毕，誓言要推翻商纣王的暴政。所以周武王自号太子发，以继承父业为己任。既然是太子，就说明姬发此时是“无冕之王”，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纪元，而是沿袭了周文王的受命年号，否则姬发成“逆子”了。

父在子不得自专。周武王声称不敢擅自做主，讨伐纣王是尊奉文王的遗命。他在中军的帅车竖起了周文王的神主牌，以此来号令诸侯。

誓师时，司马、司徒、司空等高级官员，齐刷刷列队，倾听周武王威严的训话：“诸位，肃静！我本无知之人，只是祖上有德，才让我继承祖先的功业！现在已定下赏罚规矩，以后就按这个来论功。”

申明军纪，检验自己的威望之后，周武王的战车骨碌骨碌地向东方进发。

周武王从丰镐出发，要进攻大邑商或者朝歌，只能走崤函险道。崤函险道是上古时期关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最重要通道。此道东起嵚崟山，西至潼关，全长240千米。此道地形异常复杂，险峻难行。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中说，崤函险道“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如果周人想推翻殷商王朝，就必须把崤函险道牢牢控制在手。周武王也确实这么做了。

这次行动，周武王与吕尚预先商讨过，大军通过狭长险要的崤函险道之后，在孟津渡过黄河，先占领原、邘，以控制豫、晋之间的交通孔道——南阳走廊，而后向东北疾行，直取朝歌或者大邑商。

但是，军队在孟津渡口集合完毕，要渡黄河时，出了一连串意外。

《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阳侯是传说中的一位诸侯，因溺水而死，化为水神。也就是说，周武王渡黄河之际，突然间波涛滔天，日月无光，天地一片晦暗。军中人叫马嘶，一片混乱。吕尚见状，左手高举黄金之钺，右手挥舞白旄旌旗，命令苍兕：“你去统领大军，调集船只，速速渡河，迟到的一律斩首！”黄金之钺和白旄旌旗都是军中统帅指挥作战的信物，加上吕尚在朝歌肉铺练就的健壮双臂以及洪亮的叫声，让乱哄哄的队伍顿时安静下来。

周武王渡河，到了中流，一条白色的鱼跃上舟船，周人顿时欢呼雀跃。因为殷商尚白，白鱼入舟，这是周并吞殷商的好兆头。武王把白鱼杀了，用来祭天。在孟津渡过了黄河，上了北岸，又有火星从天而坠，落在王屋山脚下，化成一只乌鸦，浑身赤红色，叫声响彻云霄。乌鸦口中还衔着谷穗。贞人都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因为周族尚红，谷穗是后稷的魂灵。

两个兆象，似乎都预示着周将取代殷商。史书上称，这时候追随武王的诸侯有八百个，他们纷纷云集孟津，与周武王会于钩陈垒。诸侯们异口同声，请求武王：“纣王可伐！”

天道人心都在周人这一边，周武王却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尔等不知天命，还不能伐纣王！”当即决定退兵。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让周武王对伐商如此的不自信，匆匆忙而来，又匆匆忙而去。司马迁称这次行动为孟津观兵。对此，世人解释是，周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检阅军队，举行一次伐商的军事演习。也有人认为是周武王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进攻，用以试探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同时试探商纣王的反应，其实并不准备与纣王直接开战。

但是孟津观兵之前，周武王祭毕，奉文王木主以伐，郑重其辞地告三司，然后兴师动众，可见这是一次有决心、有信心、有底气的军事行动，绝非仅仅是检阅军队、军事演习或者试探性进攻。

那么，八百诸侯毕会，既渡黄河，周武王“乃还师归”，这是为何？

裴骃《史记集解》中引用马融的话来诠释白鱼跃舟时说：“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

白鱼跃舟当然只是传说而已，但其背后似乎暗示着商纣王的大军已经在王屋山脚下严阵以待，甚至与周人对峙于孟津渡口，发生过短兵相接。真实历史中的商纣王绝非史书上的那种只懂得吃肉喝酒，整天左拥右抱的昏君。商纣王久经沙场，好用兵，伐有苏氏、征夷方、擒文王，无一败绩，所以有“百战皆克”的美誉。而手下多骄兵悍将，《六韬》载称：“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以牛为礼以朝者三千人，举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趋行五百里，而矫矛杀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也就是说，纣王的部卒尽是些亡命之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周武王在孟津渡过黄河，准备一举破敌，灭了殷商，却发现殷商军队的强大出乎意料。无论周武王还是吕尚，对能否彻底战胜纣王大军，心中都没底。

这就是为什么八百诸侯会聚孟津之后，周武王反而以“不知天命”为借口，怏怏退兵。

殷商晚期的经略重心

先来看看殷商晚期在地方经略上的基本情况。

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的晚商阶段，殷商王朝在北方、西方、南方以及东南部，都呈现出大幅度的退缩态势。北界退至山西东南，河北唐河、定州一线，南界基本上未越过桐柏山和淮河一线，仅保留在河南信阳罗山县、安徽颍上县一带，整体分布格局呈条状伸向南方。

只有在东部地区，晚商势力才出现了扩张。当时的东部地区在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中被称为“东土”或“东国”，范围包括今山东省、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及河北省部分地区，是晚商时期商王重点经略的地区。商王重点经略东方地区的原因，一是为反击东夷族的进攻，二是为了掠夺人口和渤海南岸丰富的盐资源。在帝乙、帝辛时期，多次东征，导致中原人口大规模东迁，在鲁南和苏北地区泗水流域东侧，出现了大量的商文化聚落。其中，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遗址规模最大，面积超过250万平方米。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上，多数铸刻有“史”“鸟”族之族徽。前掌大遗址是殷商末期商王经营东方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另一个是甲骨卜辞中的上虞，位于山东沭河以东、莒县附近。

作为殷商王朝的西部屏障，在鬼方、土方等戎夷部落的侵扰，以及周人的进攻、蚕食之下，山西境内的殷商文化仅在太行山脉以西晋中地区的灵石县旌介村、汾阳县杏花村，晋东南地区的浮山县浮山桥等地呈现出零星、插花式的分布格局。晋南地区的商文化发现稀少，可能已经全面退出。这说明晚商时期，商王对山西地区的控制相当薄弱，甚至已趋向崩溃。殷商晚期，国势衰微，商王无力处处驻兵防守，只能在太行山东南麓、南麓以及王屋山南麓的“南阳走廊”，设置军事聚落或者地方管理机构，谋求掌控王畿地区与崤函险道之间的交通线，以遏阻从丰镐东进的周人大军。

目前已经发现的殷商晚期青铜器墓葬，从朝歌附近的淇县大李庄遗址，顺沿着这条交通线，由东北斜向西南，其间有辉县琉璃阁遗址、焦作聂村遗址、温县小南张遗址、济源柴庄遗址，直至崤函险道之内的灵宝东桥、涧口王家湾、赵家沟等遗址。这些墓葬等级和安阳殷墟同等级的铜器墓接近，所以都属于商王朝控制范围内的商系墓葬。考古发现，这条交通线上的铜器墓与居址在分布空间上几乎重合，聚落中存在家族墓地，可见商王在这片地区采取聚族而居、以族为治的统治模式。聚落使用铜器的高级贵族大多随葬青铜武器，也基本遵循殷商礼制，说明当地的贵族统治者受命于商王的委派。他们手握军权，负责镇守、保护这条攸关殷商存亡的交通线。

太行山南麓一带是殷商王室的田猎区。这个田猎区位于太行山沁水与黄河之间，以沁阳为中心，东西150千米、南北50千米，大致是今天河南省黄河北岸的西部地区，是晚商时期商王经略的重心之一。在甲骨卜辞中，商王在这片地区设置以“师”“奠”“行”等为名的地方行政机构，委任重臣、驻扎军队，加以管控。

周武王在孟津渡过黄河，要想进攻大邑商或者朝歌，必须穿越以沁阳为中心的商王田猎区，势将惊动太行山南麓交通线上的各个军事聚落。商王委派的当地军事大员一定要调兵予以阻击，裴骃《史记集解》中的“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商纣王得到汇报，就会迅速做好抵抗准备，纠集军队，与周武王一决雌雄。

周武王与吕尚极善于用间，早已对商纣王和商军布防情况了如指掌。在孟津渡河，继而进攻纣王，无异于捅了马蜂窝，从战略上看，绝非最佳的伐商路线，胜算不大。

那么周武王从哪儿进攻胜算最大？

黄河南岸的郑洛区。

殷商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以及陪都偃师商城，都在这一地区。郑洛区与田猎区唇齿相依，但是在晚商时期，商王对两个地区重视程度，经略方式不同。

对黄河以南的晚商墓地与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有三个特点：

第一，郑洛区以郑州商城为中心，聚落与墓地呈现出抱团的倾向，而豫西地区十分罕见。这说明晚商时期，商文化在黄河南岸已非普遍成片分布，而各墓地等级普遍不高。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整体等级明显高于黄河南岸郑洛区。这说明晚商时期，商王更加重视对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经略。

第二，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分布范围比郑洛区更广，这一现象当与交通线的管理有关。而郑洛区的经略方式以据点式聚落管控为主。

第三，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葬，自殷墟一期至四期年代序列相对完整，说明此区域在晚商时期仍然在商王的有效管控之下。但是郑洛区晚商铜器墓零星分布，年代序列不全。这是因为晚商时期国力衰微，商王对郑洛区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放弃直接管理，所以高等级铜器墓少。也可能是郑洛区及豫西地区发生过瘟疫或灾祸，因而在晚商时期人烟稀少。

可见在晚商时期，太行山南麓交通线即王畿西部的田猎区、“东土”，是商王重点经略的两个地区。《左传》中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纣王三次东征，虚耗国力，晚商对“东土”的经略更甚于西部的田猎区。而黄河南岸的郑洛区是当时殷商王朝的软腹部，商文化分布碎片化，墓葬等级低，缺乏高等级聚落。即使有驻军，也只是维持治安的小股部队，是当时商王控制最为薄弱的地区。

而郑洛区的地理位置相当关键，东接“东土”，西连田猎区，与殷商王畿相距最近，跟朝歌的直线距离不到100千米。富有战略眼光的周武王、谙习行军用兵之道的吕尚，绝对不会忽略这一点。

与纣王决战时机成熟

商纣王从来就不相信“天命”这种鬼话，《尚书·泰誓上》上说纣王“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蔑视鬼神、上帝是真的，但说纣王不祭祀祖先，那是在贬损纣王。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的“遘祖乙肜”“宾文武帝乙”等，说的就是纣王祭祀殷商先王祖乙、帝乙。但纣王过于自负。

《逸周书·酆谋》中记载，王三祀，“谋言告闻”，潜伏在朝歌的周人间谍密报武王，“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商纣王厉兵秣马，正准备出兵攻打周人。

周武王有点惧色，问周公旦：“言多信，今如其何？”——这条情报很准确，现在该怎么办？

武王八年戡耆、九年观兵孟津之后，被激怒的纣王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必须先发制人，起兵伐周。

史书上记载：“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这是牧野之战时，纣王大军的分布情况。浦水，就是山西境内的蒲水，有两处蒲水，一处在临汾盆地的隰县，另一处在长治盆地的陵川县。山西境内依附于殷商的方国都属于戎狄部落，所以称之为夷人。容闾，又称容关，今长江下游的句容县，江淮之间是淮夷部落的分布区，也是夷人。纣王大军虽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但分散于从山西至江淮，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

孟津观兵，已经惊动了商王朝。假如纣王“谋建功”，准备出兵讨伐周人，他的目光只会望见王畿西部的田猎区或者太行山南麓交通线一带，而不会将有限的兵力投放在黄河南岸萧条不堪的郑洛区。

静待了一两年，殷商王朝更加混乱。周公旦兴奋不已，对武王说：“时至矣，乃兴师循故。”——时机来了，按原计划出兵吧！

周武王也一直在着急地等待伐纣时机的到来。

吕尚派往殷商的情侦人员，不时将纣王的情况带回丰镐。《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就是说吕尚擅用间谍。

《吕氏春秋·贵因》中记载，有间谍回报称：“殷商大乱了！”周武王问：“怎么乱？”间谍答：“殷商的佞臣完全压倒忠臣了。”武王很镇定：“这不是乱。”把间谍遣回去，让他再观察。

不久又报：“殷商更加乱了。”武王问：“咋回事？”间谍答：“殷商的贤臣都出走了。”这是指微子启屡谏不听，佯装为奴隶，被纣王囚禁起来。太师疵、少师强，也抱着礼乐之器投奔周国。但武王仍是那句话：“还没乱。”

不久，间谍又回报：“殷商现在非常乱。”武王问：“怎么说？”间谍答：“老百姓都不敢有所怨言。”这次武王只是喜笑了一声，赶紧去找吕尚。

吕尚说：“佞臣压倒忠臣，这叫作戮；贤臣出走，这叫作崩；百姓不敢怨言，这叫作刑胜。动用酷刑来压制民心，殷商已彻底失控了。”

吕尚、周公旦两人分析的结果相同，令周武王望穿秋水的决胜点真的从天而降了。于是伐商战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周人的心脏都塞到气管里去了，期待已久的伐纣大战马上就要付诸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