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昌的崛起

岐周地震

这个诞生于污秽的“豕牢”之地，“胸有四乳”的奇异少年姬昌，即将引领周人走出岐山，迈向更遥远、更广阔的东方大地。而他的大仇家——商王文丁，在杀害季历不久后也死去了。文丁在位十一年，死后，儿子羡继位，史称帝乙。

史上对商王帝乙的评价存在分歧。司马迁说他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即位之后殷商王朝加速衰落下去。在《左传》中，甚至将帝乙与西周的暴君周厉王并称为“不肖之君”——很不像话，辱没了老祖宗的统治者。然而在《尚书》和《周易》中，帝乙则被称为贤君。

帝乙在位期间，到底有哪些劣迹，史无明载。但是根据卜辞的记载，帝乙并非毫无作为。他对祖甲时期形成的周祀制度再次改革。祖甲按照翌、祭、祼、协、肜五种祀典的顺序，一个祭祀周期只需30旬，也就是300天。及至帝乙之时，五种祀典的一个祭祀周期演变成36旬或者37旬，也就是360天或370天，其平均数相当于一个太阳年的天数。每一个完整的祭祀周期为一“祀”，经过帝乙改革之后，商开始称年为“祀”，这是天文历法上的巨大进步。

在帝乙、帝辛时代的甲骨卜辞或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的“王几祀”就是指当时的商王在位第几年，中国由此开启了王位纪年的先河。如，帝乙二祀四月，对上甲微以降的所有殷商先王进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合祭活动。这样的合祭事件在帝乙五祀九月又举行了一次。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王位纪年的事件就是从帝乙时代开始的。

在帝乙卜辞中频频出现的“旬亡祸”，就是指在卜问接下去的十天之内会不会发生什么祸事。这通常是在外敌犯边时的贞卜用语。由此可见，帝乙时期的边关形势十分紧急。

彼时，殷、周大致以太行山脉为界，太行山以西，尽是周人的天下；太行山以东，虽是殷商的势力范围，但国内人心不稳，四邻各族趁机闹事。在帝乙二祀，或者姬昌继承王位的第二年，姬昌高举复仇大旗，率领周人大军，开始对殷商王朝发动进攻。这是王者的复仇，虽然此时姬昌仅仅十二三岁，但是殷、周两族的宿怨以及季历困死塞库的血仇，让年少的姬昌一夜之间老成起来。此役，是周人反客为主，对殷商王朝的第一次主动出击，扭转了商、周之间的战略态势。西周中期史墙盘铭文中的“初盭和于政”，就是指这次伐商。

其后数年中，帝乙的贞问卜辞里连续出现了“旬亡祸”，似乎姬昌这个小毛孩已经成了帝乙挥之不去的梦魇。

帝乙六祀，十二月癸卯，贞问，旬亡祸？吉。——结果很吉利。

帝乙七祀，五月癸未，贞问，旬亡祸？吉。——结果也很吉利。

帝乙八祀，二月癸酉，贞问，旬亡祸？引吉。——虽然也很吉利，

史墙盘是西周时著名青铜器，1976年12月在陕西扶风出土，为西周恭王史官墙所作的礼器。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辞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与文献记载可相印证，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但是这次用语不同。引吉，就是《周易·萃卦六二》中的“引吉，无咎”。引者，拉开弓，箭未射出。“引吉，无咎”就是祸事还处在萌芽状态，但由于处理得当，比如虔诚祈求神鬼的佑护，所以没有酿成大祸。

帝乙十祀，殷商的西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岐周地震。这事没有出现在甲骨卜辞上，但是史传文献多有记载，诸如“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周郊”，可见震级不小，而且岐下的宫殿、宗庙处在震中。当时正值盛夏六月，年富力壮的姬昌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卧床五日，岐周到处地动山摇。公亶父修建的宫殿仿佛在风中摇曳，门窗晃动，屋瓦震落。姬昌生病与地震本来纯属巧合，周人却惊魂不定，认为“地之动也，为人主也”，这是老天对姬昌发出的警告。一时间人情汹汹，纷纷要求迁出岐周。

姬昌问：“怎么迁走？”有位官吏回答说：“发动民众，再造一座新城。”

面对即位以来最大的危机，姬昌出奇地沉着冷静。他告诉周人：“这是天帝降罪于我，不认可我这个西伯。如果兴师动众，再造一座新城，那就是罪上加罪，老天会饶了我姬昌吗？”

姬昌应对此次危机的策略是坚持“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治国理政之道，用爵禄品级和兽毛皮革去结好邻近各族，用谦卑语言和重金布帛去招揽天下英才，用爵位俸禄和肥田沃地去赏赐群臣百吏。彼时的姬昌不过二十三四岁，但是他拥有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智慧与谋略。殷商动不动就挥舞大棒，姬昌反其道而行之，实施了“以仁治国”的王道理念，不但稳定了人心，而且大大凝聚了邻近诸族的向心力。

姬昌的王道理念有三个内涵：其一是修己，强调内圣，把自己的事做好；其二是重义，不仅讲究一个“仁”字，而且更加注重“义”，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其三是包容，以多元、宽仁的态度去对待邻近各部落，呈现给世界的不是暴力或征服，而是“协和万邦”。

姬昌的王道理念使他确立了名副其实的西伯地位。《墨子》说，姬昌亲仁百姓，让利于民，由此大得人心，“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投奔西伯昌，成为中原各族的最大心愿。铸作于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文，对姬昌一生中的丰功伟绩进行了概括性的颂扬，赞云：“曰古文王，初盭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敷有上下，䢔受万邦”——

我说啊，古时候有个周文王，

初一交战，建立了政权，

天帝降临给文王美德，

让四方百姓，无不受其恩惠，

从此万邦协和，海内一统！

这次岐周地震，反而成就了西伯昌的真正崛起，中原格局因而大为改观，具备了划时代意义，所以史书上对此不吝笔墨，大书特书。

千余里之外的商王都对岐周大地震毫无震感。卜辞记载，周人遇到旱灾，向商王报告，商王曾经派人到岐周去燎祭，祈求神明的佑护。所以这一回周人也应当向殷商汇报地震的事。姬昌的生母太任来自挚仲氏，也算是殷商王室的瓜瓞子孙。商、周之间维系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婚姻关系，既为亲也为仇。至于帝乙获悉之后，有何反应不得而知，心情想必十分复杂吧。

此时，姬昌忙于处理大地震善后，致力于巩固自身的霸主地位，交好邻近各族，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势必对帝乙服软示弱。商、周之间暂时相安无事，帝乙得以专心打理国内政事。

大伤元气的征伐

西疆得以安宁，殷都府库中有堆积如山的谷物，帝乙认为该出兵讨伐叛逆的东方诸侯——盂方伯炎了。盂方，今河南商丘睢县一带，与安阳殷都相距两百千米。商朝还有一个盂国，又作邘国，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地处山西、河南两地的交通要冲。邘国是殷商王朝的忠诚属国，商纣王时册命西伯昌、九侯、邘侯为三公。后来邘国被西伯昌所灭，武王伐纣之后封子邘叔于此。

盂方是殷商东部实力最为强劲的两个部落之一，另一个部落是东夷，卜辞中称其为人方。武丁时期，盂方曾经听命于殷商王朝。武乙、文丁之时，殷商衰微，盂方多次内犯，东边屡屡告急。

贞问讨伐盂方的卜辞中出现的“不凮”，是毫不犹豫的意思，表明帝乙对攻打盂方态度坚决，而且胜券在握。讨伐盂方开始于帝乙九祀十月，帝乙御驾亲征，统帅主要是多甸、多伯两员战将。翌年十月结束，仗打了整整一年，属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商军凯旋之际，帝乙在班师途中进行了一次大狩猎活动，以庆贺这次胜利。围猎之中，帝乙亲手射杀了一只浑身通白的犀牛。犀牛一般是黑色的，帝乙视白犀牛为天降瑞象。在宗庙献捷之时，这只异兽被当作牲品，摆在祖灵之前，成了帝乙一生中最荣耀的事。为此，帝乙特意让人把这件事刻在白兕的头骨上。

然而，正是这一次令帝乙引为自傲的出征，让殷商王朝大伤元气，加速滑向覆灭的深渊。

帝乙在位二十六年，他有四个儿子，正妃生三子，长曰微子启，中曰微仲行，小曰受。受，即受德。庶妃生箕子，箕子的年纪仅次于微子启。《吕氏春秋》说，微子启、微仲行、受是同母兄弟。启的母亲生下启时，身份卑微，只是一个妾。后来被立为王后，又生下受。启，是一个大贤人，所以帝乙准备立他为太子。

受暗中贿赂太史，让他在帝乙面前据法力争，说：“自古以来子以母为贵，都是立嫡不立庶。启出生时，他的母亲尚未立为后，但是受出生时，她已经是后宫之主。不立正妻的嫡子为太子，而立妾的庶子为太子，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太史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帝乙却无言以对，只好传位给受。

帝乙死后，受继承王位。他就是末代商王帝辛，后人称之为纣王。纣，是武王灭商之后周人强加给帝辛的谥号。也有说“纣”是由帝辛的名字“受”转音而来的。《吕氏春秋·功名》高诱注云：“贼仁多累曰纣。”“纣”后来成了暴君的专用谥号。《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

帝辛即位之后，六百年的殷商王朝走入了末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