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研究的继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失去一家独尊的地位，于是有人认为，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衰竭了。其实经学并没有就此衰竭不振，而是大有发展。对此，王仲荦在其《魏晋南北朝史》中做了精到的论述，他认为可从两方面来分析。第一，用两汉那种儒家思想来继续统治民众、欺骗民众，已经行不通，统治者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利用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统治民众思想。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学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充塞了当时的思想界。第二，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发展，但不能认为经学从此一蹶不振了，因为在巩固社会的伦常秩序方面，儒家思想是最适合的，它既没有玄学思想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所以朝廷还是要发展儒家思想。当时设立的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然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也就是说，在此时期玄学和佛教非常活跃，但儒家思想的影响仍然很深，占有牢固的统治地位。当时虽然有某些玄学家用玄学思想来改造儒家思想，但始终没能推翻儒家学说。不过，在儒家经典中用具有玄学思想的注释来阐发性命、天道等学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补充。

此时的官学、私学都有很大发展，许多鸿生大儒广招生徒，传授经典，著书立说，尤其在北朝“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史·儒林传序》）。正由于官学、私学的发展，带来了经学的继续发展。著名的经学家及著作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此时的经学，有其独特的成就，何晏《论语集解》、杜预《左传集解》、范宁《穀梁传集解》、郭璞《尔雅注》等在经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还有字书《玉篇》，收采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大大超过前人之著。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