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石窟寺院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风靡全国。佛教重视禅修，即僧人习禅修法，要选择一处远离尘世的幽静之地进行，所以深山茂林且与溪河相邻之风水宝地，成了最佳的开辟石窟寺的地方。一时间，开山凿窟与雕塑佛像成为佛教信奉者的重要实践。在他们心目中，修寺造像是积聚功德的行为，借此可以追求来世的幸福。修禅与石窟佛像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人坐禅时，要到窟龛前观看各种佛像，然后在幽静处打坐静思，以助入定。因此，石窟既是僧人修炼的场所，又是信徒希望之寄托。如今分布在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众多，仍然保存数以千计的佛像。始凿于魏晋南北朝的就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以及天水麦积山石窟等。

云冈石窟是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从北魏文成帝时始开凿，到北魏正光年间才结束，历经了近七十年之久。兴安元年文成帝颁布《修复佛法诏书》，把太武灭佛中幸免于难的高僧昙曜请回平城，并任命为沙门统，负责管理宗教事务。据载，有一天昙曜的袈裟被皇帝的马咬住不放。因有“马识善人”的说法，文成帝对此大为惊异，便以“国师”之礼厚待昙曜。昙曜得到文成帝的同意和支持，在京城西郊武周山开凿了五个石窟洞，被后世称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中央都雕刻了巨大的如来佛像，模拟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五世皇帝的形象，象征北魏皇帝就是佛的化身，谓之“君权神授”。在大佛周围还雕刻了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簇拥着大佛，寓意群臣对皇帝的拥戴。此后，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进行雕凿，创造出一座佛国圣殿，这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它以壮丽的典型皇家风范而异于其他早期石窟。它所展现的佛教文化艺术涉及历史、建筑、音乐等多方面内容，可以说它不仅是中国石雕艺术的精品，也是中外文化融合的典范。

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二十五公里鸣沙山下。敦煌与酒泉、张掖、武威并称河西四镇，扼守“丝绸之路”咽喉，是佛教兴盛要地。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善行为了。北凉、北魏、西魏和北周时，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和贵族以及平民百姓争相捐资修建石窟，以表虔诚，所以石窟开凿速度很快。现存的七百多个洞窟中，这个时期开凿的有四十余个。这时的塑像造型逐渐由伟岸变为身长颈细、面貌清瘦的“秀骨清像”，既有外来文化影响，又有中国的传统特色。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郊六公里处的伊阙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上。这里的香山和龙门山两山对峙，伊河水从中穿流而过，远望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是一处风水宝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始凿龙门石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四百余年之久，南北长达一公里，今存有窟龛两千三百四十五个，造像十一万余尊，其中三分之一在北魏时完成。最为重要的当属北魏皇室经营的宾阳三洞（中洞、南洞、北洞），是北魏宣武帝为他父亲孝文帝做功德而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所以洞中主佛服饰一改云冈石窟佛像那种偏袒右肩式袈裟，而身着宽袍大袖袈裟，雕刻面貌和装饰吸收了南方崇尚的“秀骨清像”式。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后秦，大兴于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期，孝文帝太和元年后又有所发展。西魏文帝元宝炬皇后乙弗氏死后，在这里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北周的保定、天和年间，秦州大都督李允信曾在麦积山为亡父建造七佛阁。后经隋、唐等各代不断开凿扩建，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现存窟龛二百二十一个。

青州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山东地区的中心寺院，此后香火繁盛长达八百多年。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而成为北方沿海地区的佛教重地。在龙兴寺窖藏的北朝佛像，以其千姿百态、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风格，鲜明地展现了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

此时的寺院也因各朝政权的扶持而遍布全国，据相关资料统计，梁朝有寺两千八百四十六所，都城建康就有寺七百多所。到陈朝末年，还有佛寺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北方则远远超过南方，仅占据华北的石赵即有寺院八百九十三所。北魏太和元年都城平城有寺院一百余所，全境多达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北魏末年，都城洛阳有寺院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全境有三万余所。占据华北的北齐，都城邺城有寺院四千所，全境多达三万所。占有关陇的北周，全境也有寺院一万多所。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之兴盛。这同王朝统治者的支持分不开，就说北魏时期，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曾一度毁佛之外，大部分都信奉佛教。他们认为佛教有益于朝政，一些高僧对朝政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宋文帝认为，民众信佛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北魏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助王政之禁律”。有的皇帝也请僧人参政，如南朝宋时慧琳被称为“黑衣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