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

在两汉时期，道教还处于原始形态。东汉末黄巾起义，就以道教作为发动群众的工具。黄巾起义失败后，原始道教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流派以符水道术为人“消灾灭祸”，继续在民间传播。另外一派专以炼丹、修仙为务，在统治阶层中广为传播。南北朝时期是道教进一步充实完善的时代，也是道教走向成熟的时代，出现了众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论家，他们的活动对后世道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北方天师道（五斗米道）进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北魏的著名道士寇谦之。据《魏书·释老志》载，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为五斗米道教徒，后又师成公兴，随其入嵩山修炼，隐居石室，采药服食。太武帝即位后主张利用汉人，实行汉制治国，因此得罪了部分鲜卑贵族，太武帝迫于众议，让崔浩暂时去官回家。此时，崔浩想借助寇谦之的道教之力，影响太武帝继续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莅临北魏，为上天之吉兆。太武帝见奏非常兴奋，即刻遣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去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寇谦之在宫中讲经论道，深得太武帝的器重。寇谦之居“帝师”之位，便宣称遵老君训诫改革天师道。同时，考虑到大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自己不擅于儒，而崔浩“博览经史，阴阳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便去求助，这就大大弥补了寇谦之自己在儒学方面的不足。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逐渐得到了落实。

寇谦之在嵩山修道三十年。他以儒家的礼仪规范为基础，“专以礼度为首”，吸取儒家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观念，融合儒、释的礼仪规诫，对天师道进行了一番较为彻底的改革，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

北魏神瑞二年，寇谦之宣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山，授予他“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传授导引服气口诀诸法，并命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项。

一、禁止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务必以忠孝等儒家道德规范为道士的行为准则。

二、废除以前天师道征收租米钱税的制度。

三、废除五斗米道原有的二十四治名称，规定道教信徒不得随意改投道官，道官招收弟子应先考察三年等。

四、修订戒律、科仪，并编撰《老君音诵戒经》二十卷，将诵习道经的方法由直诵改为乐诵，即诵经时用音乐伴奏。

五、废除道官职位的世袭制度，唯贤是授，信守持戒。

六、建立帝王受箓制度。

北魏泰常八年，寇谦之又称老子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亲授《录图真经》六十余卷，赐以劾召鬼神与金丹等秘法，并嘱其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次年，寇谦之亲赴魏都平城献道书于太武帝，得到朝廷重臣崔浩的帮助，帝赐其于京城东南建立新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太延六年，太武帝听从寇谦之的建议，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后又亲至道坛受箓，成为道士皇帝，并封寇谦之为国师，道教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经过寇谦之改革，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粗陋和浅薄，得到北魏朝廷的支持，进入了朝廷殿堂，寇谦之成为一代宗师。由此，北方天师道被称为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在北方大为兴盛。

继寇谦之之后，南朝刘宋时，又有庐山道士陆修静对南方的天师道进行了改革。

陆修静自少修习儒学，爱好辞章，年长后弃家入云梦山隐居修道。宋明帝时，陆修静将搜集的道书（其中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的经典）加以整理甄别，鉴定其中经戒、方药、符图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泰始七年，他又撰定《三洞经书目录》，这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书总目，奠定了后世纂修《道藏》的基础。他还在总结天师道原有的各种斋仪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以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陆修静编著有关斋醮仪范的著作多达一百余卷，基本上完成了道教的科仪，不仅充实了道教理论，而且制定了一套仪规，使道教更具宗教形式。在组织制度方面陆修静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方案，如进一步健全“三会日”制度，建立和健全道官祭酒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制度，始创服饰规范，等等。经陆修静改革后的南方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

寇谦之和陆修静等人，对南北方的道教教义与修炼方法的改革，更加系统地阐发了道术和理论，全面整理了仪式与典籍，使之成为成熟定型的宗教，这也为道教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