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皇权的加强

在整个东晋一代，皇权衰微到了极点。名义上是司马氏掌握政权，实际上大权在那些世家大族手里。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把“王”放在“马（司马）”的前面实在是很有道理的。“马”只是门面，实际当家的还是“王”。东晋初年，王导主内管朝政，王敦主外管军事，哪有司马氏定夺的机会？这种“主弱臣强”的局面，越到后来，显现得越明显。

但是，到了南朝时期局面就有所改观。这首先是由于主政者开始由世族转换成庶族，也就是通常说的寒族。南朝四代，主政者全都是庶族中人。宋的创立者刘裕，是寒族人士，史称“家贫，有大志”，要不是东晋末的那一场战争，他就是个普通的农民。因为家贫，他年轻时常受人欺侮。齐高帝萧道成侨居南兰陵，出身于“布衣素族”，是凭借战功进入统治阶层的。梁武帝萧衍也是出身于南兰陵的庶族，与齐的王室有一点亲属关系，他后来的“长斋素食”多少与他的出身有关。陈朝的开国之君陈霸先“家世寒贱”，从来没列入过世族，早年在乡里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这样一些微官小吏，后来才一步一步爬上了高位。这与司马氏世代为大官的出身完全不同。这些庶族人士总的来说比较实在，比较体察民情。他们一旦登上皇位，也会通过加强皇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些人在战争中勇敢地冲杀在前，由此得到民众的拥戴。就拿刘裕来说，他的权威来自何处？就来自他的杰出作为，所谓“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可以这样说，庶族建立的皇权政治的权威，一定程度上是“打”出来的。

庶族出身的人，往往比较清廉。萧衍曾任齐王朝的司州刺史，任职期间，曾有人赠送马给他，他不肯接受，赠马人就偷偷地将马拴在他家房前的柱子上。萧衍出门的时候看到了马，就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恳切的信拴在马头上，叫人把马赶出城去，让马的主人去认领。这样动人的故事一直在流传着，无疑大大提升了他的威信。同时，梁武帝萧衍还试图以佛教来强化皇权。普通八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下令改年号为大通。后来，萧衍又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大通三年九月十五日，他又一次到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

庶族向往的是“政令出于一门”的集权政治，反对“政出多门”。永泰元年齐明帝死，其子萧宝卷立，是为东昏侯。当时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侍中江祀、右将军萧坦之、卫尉刘暄轮流值内省，号称“六贵”。此外又有佞幸小人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世称“八要”。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萧衍对人说：“政出多门，乱其阶矣。《诗》云：‘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诛灭”（《梁书·武帝本纪上》）。这就充分反映了萧衍的政治理念，他在以梁代齐后坚决反对“一国三公”和“政出多门”。

要强化庶族政权的皇权威望，就得重用庶族出身的人。宋朝建立之后，形成了从文到武出自寒门的寒门集团。刘裕重用的刘穆之是世居京口的寒族。“家本贫贱，赡生多阙”，“爰自布衣”。可是，刘裕却大加重用，自刘裕“委以腹心之任”后，“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建立宋朝后，“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宋书·刘穆之传》）

其他还有，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大将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

萧衍建梁后，对真心拥戴自己的武将功臣优宠备至。这些人都是寒门出身。萧衍通过委以高官、封以显爵的办法，使他们成为构建皇家权威的台柱子。当时“草泽底下，悉化为贵人”（《梁书·陈伯之传》）。如吕僧珍，起自寒贱，但立有大功，封侯，官至领军将军、散骑常侍，成了皇帝的心腹。另如张弘策、曹景宗、陈庆之等人都平步青云，由寒族而成为权倾朝野的大臣。正是这些人支撑起了寒族政权的大厦。

南朝的统治者特别重视文化的引领作用，以增强皇权的权威。就拿梁武帝来说，他即位后，大兴儒学，制礼作乐。天监元年他自制四种弦乐器，以厘正雅乐。天监四年设五馆讲授儒学，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学。他还亲临国子学，讲授经籍，策试生员。天监十一年制成五礼，颁布施行。他还著述多种儒家经典疏解，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还是位佛学大师，对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平稳地统治梁朝那么长时间，绝不是偶然的。

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势力明显削弱。世族的削弱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从晋朝建立世族政权以来，世族的无知、暴虐、专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世说新语·简傲》中有一段故事，说桓冲问王徽之：“你当什么官啊？”王徽之回答：“不知什么官，只见时不时地有骑马的来，好像是管理马匹的官吧！”桓冲又问：“你管理多少马？”王徽之回答：“不问马，何由知其数。”让这样糊里糊涂的大族去办事，怎么能办好呢？与充满朝气的庶族相比，世族是死气沉沉的。这些世族人员“祸难屡构，百姓厌之”，老百姓是看透了这些人的。

南朝政权一般对世族实行的是政治上优厚、军事上削权、经济上挤压的手段。有人做过统计，在宋、齐、梁、陈四朝，中央大官中的一半以上，还是让世族担任，梁代时还专门设官搜罗世族中有才气的人出来当官。但是在军事上就大加削权。魏晋时州郡武官大都由大族掌权，到南朝时大权就集中在同姓皇族的手中了。在经济上的限制和打压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大族侵占的山林被收回，大族的家奴被释放，不少豪族侵占的土地所有权也回归国有。

东晋时期是豪门大族掌控社会的顶峰期，凡政权、军权、财权都在他们手中。这时，皇权只是政治摆设，最终一切由豪门说了算。南朝时期，寒族掌权，豪族自身更加腐败，又受到民众和寒族人士的打压，地位明显下滑了。这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