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中的民族融合

有的史书把“十六国时代”描写得一团漆黑，各国互相攻伐，不断兼并，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压迫充斥着整个时代。应该承认，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但是，这样一个长达一百三十六年的历史阶段中，难道没有值得弘扬和赞赏的东西吗？不是的，也是不可能的。雨果曾说：“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反映过去的倒影。”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向公众明白无误地传递历史真实的“回声”。我们只要积极加以发掘，是可以在十六国时代的历史库存中，寻找到许多足以“照亮明天”的东西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建立十六国政权的诸多人物中，不乏关心民生、关键时刻站在民众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俊杰人物，十六国中成汉的奠基者李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西晋走向灭亡之时，数十万流民入川。流民的生活是凄苦的，衣食不周，离乡背井，而西晋的几任益州刺史为了耳根清净，一再宣布要把流民逐出巴蜀。这时，人李特站了出来，他同情这些流离失所的流民，“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心”（《资治通鉴》卷八二）。当益州刺史罗尚（西晋委任）企图对流民进行弹压时，李特父子于永宁元年在绵竹结大营，以容流民，“旬月间，得众二万余”。最后，他领导的流民队伍暴发了与政府间的武力冲突，并于太安二年攻下成都。李特之子李雄在西晋光熙元年称皇帝，国号“大成”。

李特父子的确是为流民做了些实事的。“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晋书·李特载记》）

李特之子李雄当了大成国君后，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民众的举措。“雄乃虚己受人，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这样，域内出现了“事少役稀，民多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华阳国志·李雄志》）的清明景象。这些文字虽然有所溢美，但这个政权受到民众欢迎看来是肯定的。

像这样的政权还有前燕。东晋咸康三年，由鲜卑的一支慕容氏建立起了前燕政权，这是辽西地区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慕容氏当政后，为了适应当时地狭人稠的实际情况，把过去圈为园苑、牧地的大片土地都开放给流民做耕地，并贷给流民以种子、耕牛，这样使辽西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后来汉人冯跋成了北燕王，他废苛政，奖农桑，“令百姓人殖（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晋书·冯跋载记》），这样切切实实地从小处做起，那里的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

上述历史的“回声”，不是很值得后人听取吗？十六国时代最大的成就是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这种融合大致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各少数民族与汉人的杂处，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

各民族的大规模杂处，以魏晋时期为甚。这种大规模杂处的原因相当复杂，有某种政策造成的，也有种族迁移造成的，还有气候等自然因素造成的。统治者为了弥补兵源，征用少数民族壮丁来当兵，这是由来已久的惯例，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愈来愈普遍。还有些汉人的世家大族为了谋取私利，把少数民族的民众买卖到其他地方去当奴隶。“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这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因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内迁也是常有的事，其目的是圈占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便到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到十六国时期，战争空前频繁，各民族间的杂处程度更深。后凉主吕光称霸河西时，有一支八万多人的军队，主体是氐人，但其中还有不少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汉人。这也足证当时民族杂居状况之盛。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其次，“汉胡共政”局面的出现。

在十六国时代，有些胡人政权的主政人员及制定方略的人却是汉人。反之，当时有一些汉人政权（十六国时期至少有四个汉人政权），在其决策层中也有不少胡人。这是当时一种值得我们重视的新气象。

这里说一说颇具典型意义的前秦苻坚和汉人王猛之间的关系。东晋永和七年，苻坚的伯父苻健取石虎而代之，自称皇帝，国号为秦。永和十一年苻健死，其子苻生继位。这是个“淫杀无度”的暴君，作为堂兄弟的苻坚也奈何不了他。苦闷的苻坚找到了王猛。

王猛是北海剧县人，家世寒素，以手工制作度日，成年后以博学多才闻名于世。永和十年，东晋大将桓温第一次北伐入关中，进驻灞上。桓温素来知道王猛才华出众，找到他作长夜之谈。桓温撤军时，要他随军南下，并答应请皇上授以高官。王猛拒绝了，他心中清楚得很，东晋王朝执政的都是名门大族，哪会有自己这个寒族出身的人的立足之地？他留在了北方，等待明主来找他。

王猛等待的这个“明主”就是苻坚。作为苻坚的心腹羽翼，王猛曾劝苻坚杀了暴虐的堂兄苻生，以防后患。苻坚这样做了。在等待登基的时候，苻坚又找到了王猛，两人谈得十分欢快，事后称王猛“有王佐之才”（《晋书·苻坚载记》）。即帝位以后，苻坚马上授王猛以高位，让他参与决策大事。王猛提出，要使国家强盛，就要打击那些专擅的权贵，集权于皇上。苻坚以为很对，就照王猛说的办。可那些守旧的权贵对王猛恨透了。氐族大臣樊世，根本看不起王猛，冲着王猛说：“吾辈耕之，君食之邪！”其意是说，我们打下的天下，你坐享其成。王猛回答：“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炊之！”樊世听了大怒，他说：“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然，吾不处世。”（《资治通鉴》卷一○○）苻坚看到樊世如此霸道，“命斩之于西厩……自是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晋书·苻坚载记》）。

经过那次斗争，王猛任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族贵族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不好治理。但王猛还是扛起了这副重担。苻健妻子的弟弟强德“酗酒豪横，掠人财富子女，为百姓患”，王猛杀之，“陈尸于市”，这样谁都不敢乱来了。王猛依法严惩权贵，加强中央集权，使苻坚很感动，他说：“今吾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在王猛的推动下，王侯富室的家庭僮隶也得到了解放，有三万僮隶变成了有用的社会劳动力，参与了关中水利建设，“同畴修辟，帑藏充盈”，这是前秦得以统一北方的基本条件之一。王猛与苻坚合作近二十年，史称“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苻坚在王猛的影响下，“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如此密切的汉胡共政，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东晋宁康三年，王猛病死。八年后，发生了有名的淝水之战。战败后，苻坚十分想念已经逝去的王猛。（《晋书·苻坚载记》）

再次，中华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中间的广泛传播。

从文化层面上讲，许多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对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抵触情绪。相反，这些领袖人物一旦掌握了实权，事业上取得一定成就以后，就会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而不是一种负担。这可说是十六国时代的一种风尚。文化认同的根子在于族源上的认同。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是因为当年刘邦曾以公主“妻冒顿”，因此匈奴成了“汉氏之甥”。鲜卑人建前燕、后燕、南燕、西燕，自认为其祖先是“有熊氏之苗裔”。羌人姚苌建立大秦政权，认为自己是舜的后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使十六国时代成为“北魏统一中原前的汉化先声，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勒是羯人，一些史书上说他是“匈奴别部羌渠之胄”。他起兵后，出于民族的仇恨心理，亲手杀死过不少被他俘获的西晋王公卿士和世家大族。可是，他对汉文化又似乎有着天然的热爱和喜好。早年的石勒不识字，可是他常常要人讲汉文史书上的故事给他听。有一次，“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世说新语·识鉴》）可见，他爱听中华历史故事，是从发展他的事业出发的。石勒在攻取河北以后，即“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除了在都城设立学校，又下令“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晋书·石勒载记》）。他还规定，以后当官也要根据考核成绩定取舍。他这样做，与汉文化地区有什么两样？

在军事和政治上，当时南北是对立的，但在文化上又是交流的、互动的。南朝宋元嘉三年，北凉主沮渠蒙逊世子沮渠兴国遣使来到了南方的宋，“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合四百七十五卷”。后来，沮渠蒙逊又写信给宋司徒王弘，要求替他找一部干宝的《搜神记》。大概是王弘手头没有这部书，或者手头只有一部，就请人抄了一部送他。宋元嘉十四年，北凉主沮渠茂虔遣使至宋，送给宋一百五十四卷书籍，其中还有不少珍本呢。文化上的互相认同和互通有无，成了十六国时代特别绚丽的一种文化现象。

十六国时期是一个民族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各族大融合的时期。分裂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上，融合首先表现在文化的认同和交融上。当文化的融合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一就会自然而然地提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