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衰亡

东晋王朝是与世家大族的统治相始终的。世家大族支撑起了这个脆弱的王朝，而这些世家大族之间的残酷争斗，又导致了这个王朝的覆灭。在东晋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王、庾、桓、谢等世族交替执政，他们之间愈演愈烈的杀戮，造成了民众的巨大苦难。

最早也是控制东晋朝政时间最长的是北方南下的琅邪王氏，其代表人物是王导和王敦。王导的治国方略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里说的“静”和“安”，就是不要去触动和干预世家大族的掠夺行为，不要对他们的腐败行为说三道四。江南豪族的代表顾和说得更为彻底：“宁使网漏吞舟”，而不要“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世说新语·规箴》）。这就是东晋的政治，为了维护世族豪门的统治，公然号召当政者不要对那些“吞舟”的大领地占有者、大国家资产吞并者、大贪污犯、大杀戮犯实行制裁，要放纵他们，以求得所谓的社会平稳发展。公然放纵上层大族犯罪，这在整个古代社会中也是少有的。王导晚年还振振有词地说：“有人说我糊涂，将来有人会想念我的糊涂”。其实他一点也不糊涂，他是靠装糊涂来求得世家大族利益的最大化。世家大族这样做，牺牲的当然是民众的利益，当时的民众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也就可想而知了。

晋成帝时，大权落到了大世族庾亮、庾翼兄弟的手里。庾亮、庾翼兄弟一方面迎合民众的心愿，多次举兵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为实现国家统一而战这方面还是值得称道的。庾氏又与王导钩心斗角，一度将王导逐出京城。在后来的斗争中，王导卷土重来，庾氏势力被迫离开京师地区，在长江上游建立基地，庾亮、庾翼兄弟镇守武昌，据有了东晋江山的一半。为了扼制庾氏家族势力，当然也为了打击长期控制朝政的琅邪王氏，朝廷又一度有意去扶持桓氏势力。

桓温是个极有才干的政治家，他的三次北伐也是值得称道的。晋穆帝永和三年，作为荆州刺史的桓温率军平蜀，一举灭成汉国，威名大振，成为东晋王朝实际的掌权者。太和四年桓温第三次北伐，由于种种原因，大败而归，他的实力和威望随之一落千丈，与他作对的世族乘机落井下石。后来没几年，桓温在郁郁寡欢中病逝。

桓温死后，谢安为相，执掌朝政。这是个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主政后，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比较完整地效法王导的保护世家大族的政策，并走得比王导更远。他不许搜索被豪强藏匿的流民，不准揭发豪强的贪污行为，纵容京官与地方官私通犯法。一次，豪强把国库中的一百万斛粮食盗去，他不准立案，最后把管仓库的小吏杀了来结案。一个世族官僚敛财达几千万，他说不要查。他的这种“镇之以和静”的方略在一段时间里对各股世族势力起了团聚的作用。第二，谢安重用他年轻有为的侄儿谢玄，让谢玄任兖州刺史。谢玄在京口成立的“北府兵”，成为东晋最强劲的武力，影响深远。后来消灭东晋的刘裕就出身于这支部队。第三，太元八年，面对前秦的九十万大军，谢安果断出击，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打败了前秦部队，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

谢安大胜而归，可是这个大世族把持的东晋王朝却越来越腐败了。晋孝武帝整天迷醉于声色之中，他重用的是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以一批奸人为爪牙，打击功高震主的谢安。太元十年，谢安病逝。司马道子一伙更加为所欲为了。司马道子当政十多年，百姓起而反抗，世族间争斗更烈。东晋王朝走到了末路。

孙恩领导的起义，给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以重重的一击。战乱加上天灾，使不少地区出现了大饥荒。那些一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世族中，有不少人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饿死在家中。穷人在危急关头懂得自救，而这些人却连掘草根充饥的本领都没有。这是历史性的悲剧。

此时，出身于谯国桓氏的桓玄想出来收拾残局，元兴二年，他把晋安帝推翻了，自己做皇帝，国号楚。人们对长期的世族统治已经感到厌倦、失望，没有人听他的。这时，出身于寒族（下层）的一个有力人物刘裕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率一千七百名北府精兵攻入建康。桓玄逃走了，皇帝当然也做不成了。刘裕恢复了晋安帝的皇帝名义。东晋元熙二年，刘裕废晋帝，建立了宋朝，后世称之为“刘宋”或“南朝宋”，延续了一百零四年的东晋王朝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