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南下的狂潮

流民，顾名思义就是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之民。中国社会的主体是过着定居生活的农户，因此取的基本方略也往往是：“禁迁徙，止流民。”（《管子·四时》）但是，流民作为某一历史时段的社会产物，它的生成有其深层的时代背景，因此要想“止”是止不住的，只有因势利导才是万全之策。

西晋时期，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流民潮，主要兴起于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的时候。司马氏八王争夺皇位，各地方势力也乘时而起，战斗规模不断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一些将领为了私利，还引鲜卑、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参战。经过战火的多次摧残，繁华的长安城变得残破不堪。到晋怀帝被俘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战乱让偌大的长安城成了一座“户不盈百”的空城，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那么数十万人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明白的，除了战争中死亡的，大部分成了流民。连年的天灾更为流民的大量产生创造了条件。当时全国的流民数已经难以统计了，有史料说：“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汉中）流人十余万口”（《晋书·李特载记》）。

北人南下的狂潮，据学者统计，从司马睿移镇江东到南朝宋统治的约一百五十年间，前后有七个时期，南下的人众集中在荆、扬、梁、益四州。由于年代久远，以及行政区划的多变，具体的地域已不太能讲清了。荆州大致上指今湖北、湖南二省，还有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分。扬州大致上指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和江苏、安徽一部分，还包括湖北、河南的部分地区。益州和梁州主要是指今四川和重庆，还包括陕西、贵州部分地区。可见，当时流民的分布差不多遍及我国南方、东南沿海、西南腹地的广大地区。据谭其骧教授统计，一百多年间北方南迁人口当在北方诸州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也就是北方六七个人中就有一人背井离乡了。

对待流民，实际上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当时流民“流入”汉中以后，在朝廷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御史李苾就“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他向朝廷上了一表，提出：“流人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认为他的建议切实可行，就“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的时候，益州刺史赵廞也做出了惊人之举，“乃倾仓廪，振施流人”（《晋书·李特载记》）。虽然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收众心”，为了“谋叛”，但就事论事，这样做是得人心的，也是符合人道精神的。

流民的另一种形式是各少数民族的内迁。少数民族内迁后，与汉族之间有相互融合的一面，也有相互摩擦的一面，有时甚至会兵戎相见，这是不奇怪的。永兴元年，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即汉王位。他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

晋怀帝永嘉三年，匈奴人刘渊派其子刘聪两度进攻洛阳。永嘉五年五月，洛阳被攻陷，怀帝被掳到了平阳。不久，晋人立愍帝于长安，那时长安城已经破落不堪了。五年后，即建兴四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王朝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