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在晋代，社会生活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是“品”。何为“品”？很多人以为是人的品格、品行，即所谓“人品”。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说的“品”指的是人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地位，包括家族的社会地位。

曹操当年为了获取天下英才而用之，提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皆可用之。这种提升虽有利于广罗人才，但显然是有偏颇的。曹操一死，曹丕的心腹陈群马上提出了“九品官人法”，一下把这个“品”字提了出来。讲“品”是与曹操的“不仁不孝”式的不讲“品”对着干的。但是，陈群与司马懿的家族都是世代豪族，他们心中的“品”，与一般人心目中的“品”并不相同。在他们看来，谁的祖宗地位高，谁的家族门庭贵，谁就有“品”。这“品”字，起初的时候也许与人的品德有点关系，后来就单看门第不讲其他了。那些所谓的“中正官”本身出自高门，他们的眼睛当然更是看上不看下了。

晋武帝时代有个著名的直臣，叫刘毅。有一次，晋武帝与刘毅一起在南郊玩。晋武帝一时兴起，突然向刘毅发问：“你看看我与汉代的哪一个皇帝比较相似？”在旁的群臣都以为刘毅会说晋武帝与汉文帝或汉武帝相似，可是，他却出人意料地说：“你与汉代的桓帝和灵帝差不多。”晋武帝看来还是相当大度的，笑着说：“我的德行虽说比不上古圣人，但是，我消灭了吴国，统一了天下，说我像桓帝、灵帝，评价低了一些吧！”刘毅一本正经地回答：“陛下，一点也不低。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而陛下卖官，钱财都到你和势族的私囊中去了。”大概晋武帝认为刘毅所说的符合实际情况，哈哈大笑，然后说道：“桓灵之世，是听不到你这样耿直的话的，今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与桓灵二帝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晋书·刘毅传》中这段对话生动地表现出了晋武帝一朝错综复杂的境况。

还是这个刘毅，不久又上疏向九品中正制开炮。他认为“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是长久不了的。《晋书·刘毅传》记载道：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人能将“九品中正制”批评得如此透彻。他指出以下几点。第一，所谓“九品中正制”完全是豪门的游戏。“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所谓的品级的“高下”，都是由其地位、权势、财力、家世来决定的。至于由爱憎定是非，那实际上就没有是非。第二，负责评品的“中正”官，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是“不精才实，务依党利”，这样的人到头来当然必是不“中”不“正”了。第三，在评九品过程中，社会上充斥着各种丑恶现象——“货赂自通”“计协登进”，以致攀附权势、曲学阿世之徒飞黄腾达，而恪守道德之人却贫困愁苦。可以说，当时各种丑恶不公的社会现象，多是伴随着“九品中正制”而来。

刘毅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十字，清晰地描画出了西晋上流社会的面貌。

九品中正制起于魏，盛于晋。有晋一代，历经种种变革，但始终不敢去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在古代社会，田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西晋实行占田制，不但没有剥夺豪门贵族占有的大量田地，相反把大族也列为占田分配对象。当时规定，高官显爵者按品位高下占有相当的土地。第一品可得占田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五顷，九品十顷。就是九品的人，也比普通百姓多占了十多倍。东晋社会是维护世族利益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东汉、三国以来，大族一直占有不少依附人口，但政府长期不予承认。到西晋时，第一次以法制的形式承认可以私家依附和庇荫人口，高官可按官品庇荫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这些人的租税和劳役负担。所以，无力自守的自由民往往投靠世家大族，成了他们的佃客和部曲，接受奴役。这些人户荫庇于世家大族，不属于政府的编户齐民，可不承担役调。此时的荫庇户对庄园主的依附关系，比前朝（如东汉）有更大的发展，这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当时还规定，高官可以允许庇荫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一、二品不超五十户，三品不超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这当然只是官样文章，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对于一些高官，朝廷赐予的菜田、厨田、厨士还多得很，高官通过各种手段得到的土地也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