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沉香·翻腾的海归于平静（3）

临水照花人

张爱玲是个会用文字跳舞的女人，而且不需要舞伴来陪衬，一个人就能孤傲地舞出卓尔不群的姿态，与浮生之梦共享悲欢。

很长时间以来，张爱玲一直在进行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她曾经对水晶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当居所终于稳定，经济也终于宽裕，她便到了要给自己“还债”的时候了。

十几岁时，张爱玲就与《红楼梦》结缘，还为此写过一篇小说《摩登红楼梦》。多年以来，她看过太多关于《红楼梦》的论文专著，也读过各种版本的《红楼梦》。这部经典文学著作已经深深地刻进张爱玲的灵魂里，她自己写的小说也受《红楼梦》影响颇深。

《红楼梦》遗稿中遗失的那部分，是张爱玲心中永远的痛。她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回古时候，到当年借阅《红楼梦》原稿的那个人家中，将全部原稿抢回来。

对张爱玲来说，《红楼梦》已不只是“梦”，更像一个“梦魇”。自从搬到洛杉矶，她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红学研究上，先后发表了《〈红楼梦〉未完》和《初评〈红楼梦〉》两部红学研究著作。

1977年，张爱玲终于完成了14万字的《红楼梦魇》。这一年，是她来到洛杉矶的第十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她就这样一个人在公寓里度过，除了偶尔接待庄信正夫妇，她几乎不见任何人。“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便是张爱玲对这十年最恰当的总结。

张爱玲用一个小说家的视角来看《红楼梦》，她不认为自己是在进行学术研究，自己只是在与曹雪芹进行穿越时间的心灵沟通，所以，她的《红楼梦魇》读起来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就连红学研究学者周汝昌读过之后都评价：“只有张爱玲，才堪称是曹雪芹的知己，我现今对她非常佩服，认为她是‘红学史’上一大怪杰，常流难以企及。张爱玲之奇才，心极细而记极强，万难企及，我自惭枉做了‘红学家’。”

张爱玲的生命中从来不缺乏争议，从爱情，到身份，再到文学作品，所有关于她的一切总能引来世人的好奇与评判。当《色·戒》面世之后，张爱玲再一次成为争议的焦点。

既然世人喜欢争论，那就随他们去吧。张爱玲把自己关在一个人的小世界里，沉浸在孤独之中。只有身处人群而又远离人群，才能让她充满生命的欢悦，然后静下心来雕琢文字。

她说：“我反对人物脸谱化，将好人与坏人区分得十分清晰，即便爱国志士抑或伪军汉奸，他们都有人性的弱点，我写的只是人性弱点。”她还说：“我写的不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人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

张爱玲尊重自己小说中的每个人物，至于这部小说是否受追捧，她已不再关注。可是，自从她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怨女》《倾城之恋》被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大，她想要的宁静生活终究还是被打破了。

为了采访张爱玲，各大媒体的记者挖空了心思。《台湾联合报》的戴文采曾给张爱玲写信，请求她接受采访，却没有得到张爱玲的回复。戴文采知道张爱玲的住址，便想方设法搬到了张爱玲的隔壁。她不能正面采访张爱玲，只能在隔壁听着张爱玲生活中的声响，等待时机。

足足等了一个多月，戴文采才在张爱玲出门倒垃圾时与她见了一面。张爱玲似乎觉察到有人在偷偷观察自己，便再不肯轻易出门。

一次，她想出门时，直到听到戴文采关上房门的声音，才匆匆走出家门。戴文采抓住时机，立刻出门，远远地跟在张爱玲的后面。

张爱玲仿佛逃跑一般在前面低头匆匆前行，戴文采在她后面偷偷跟随，但始终没能看清张爱玲的眉眼。一直等张爱玲倒完垃圾回家，戴文采也没能找到与张爱玲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思来想去，戴文采竟将张爱玲丢下的垃圾袋拿了出来，蹲在垃圾桶旁边翻找线索，还真的从中发现了张爱玲的生活细节：她的饮食习惯，喜欢看的书，购物的地点，存款的银行，甚至多久通一次信，戴文采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凭着从垃圾中翻出的蛛丝马迹，戴文采写了一篇《我的邻居张爱玲》。

文章写好之后，戴文采心满意足地将这一“喜讯”告诉了自己的好友。“张爱玲的生活隐私被暴露”的消息，辗转传到了庄信正耳中。庄信正立刻打电话通知张爱玲，张爱玲这才知道自己的生活遭到了“窥探”，第二天便匆忙搬家了。

戴文采一连几天没有听到隔壁房间的响动，意识到张爱玲可能不住在这里了。后来，她将自己写好的文章寄给了台湾《联合报》副刊，可是副刊的主编看过稿子之后告诉戴文采，可能要等到张爱玲百年之后，才能将这篇稿子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