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话说翠峰庵2

后数日，采访了85岁的王元昌

他说：翠峰庵前殿楼上，供奉着观音。中殿关公，周昌。后殿，孔子。

5月14日，采访了从香港回大村的李备

李备今年83岁，中专，现旅居香港。李备：1940年生，在翠峰庵读初小；在桃花村读高小。1956年由学校保送到宜良一中上中学。1959年考取昆明地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地矿局物化探勘查队工作。技术职称：地质矿产工程师，1997年退休。

之一：翠峰庵是一所集宗教、文化为一体的寺庙。庵内除供奉有观音、关公像外，尤为突出是一座孔子坐式塑像，头顶一块《一代宗师》的金匾，凡新生入学，到学校第一天，都必须先到孔子像叩头跪拜。有的学生在考试前、毕业升学时都会到孔子像前参拜。

前殿“戏台楼”顾名思义是唱戏表演节目的舞台。逢年过节，特别是正月初一到正月十六，村里都会邀请外村的业余团体或县上的专业团体来戏台楼唱花灯，演滇剧。最为隆重的一次是1954年春节，请县滇剧团来从初二唱到初五。唱的是讲述包公破案的滇剧《双钉记》和《钓金龟》。周围村子的人都演来看戏，非常热闹。

之二：翠峰庵是在民国初期就作为学校，开办一至四年级四个班，招收石牛箐、靖安哨、小坡脚等周边村庄的学生来上学。三十年代大村的李肇唐、李肇膺和县城的许昌岳等老师都在翠峰庵任过教。翠峰庵建校后第一位女老师是西山营姓李的老师，有传说她是李福的妹子，她从1947年一直教到解放后。

之三：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吃紧的时候，翠峰庵成立了荣誉二师后方医院，接收在前线受伤的官兵。伤员大部分来自滇西战场，是用美制十轮大卡车拉来，再把康复人员送返前线。后方医院开办三年，估计医治了上千伤员，没有医好的七十多人，死后用木板钉个拉槽埋在大村后头山。

最近，又搜集到一个在医院当医生的材料：王治礼，安徽省阜阳市王祥庄人。1919年生，2008年去世。从医院成立就在医院当医生，期间娶大村李氏为妻。医院撤销后在县城匡山街居住。1953年携妻带子搬回安徽老家。

王治礼育有两女、两子(王玉珍、王海潮、王海福、王海芬)。据王玉珍讲：八十年代的一天，王治礼看到报纸上写有台儿庄战役的文章，很兴奋，说他当时是庞炳勋的部队驻守在临沂。他所在近百人的一个连，最后只有十多人活着，尸体成堆，满地是血，惨不忍睹。

另听老人说，医院有一位美国医生，见到中国人就说OK(顶好)!有几个顽童就对他说：老美，我做你爹给好?老美：0K!顽童们笑了，老美也笑了。

之四：1950年至1953年，昆明军区炮四师49团九连驻在翠峰庵。有三门152毫米口径的大炮，射程可达14公里，是我国当时口径最大、射程最远的大炮。炮车是用三匹大骡子来拉动。团部设在桃花村，后来该炮团搬到昆明大板桥营房。

之五：1953年至1955年，宜良县委在翠峰庵办过两期干部培训班，每期时间半年。

之六：六、七十年代，翠峰庵开办了机器碾米房、机器打糠房，正式结束了水力石轮碾米，牛拉石碾陀碾糠的时代，方便了生活，周围村子的人都来翠峰庵碾米、打糠。

之七：桃花村小学校歌：伏狮山下西浦中，师生相爱乐融融，及时求进步，努力致成功，奋发学习要做主人翁。校歌是何人何时创作?不知。歌谱也已失传，但四十年代桃花村小学的学生，人人都会唱。

西浦乡：民国时期至1956年，西浦乡管辖上、下栗者村、洗澡塘、高桥村、楼子营、李毛营、朱官营、回辉村、桃花村、极乐村、西山营、西山村、大村、小坡脚(含河沙坝和花箐)、靖安哨、石牛箐、清水沟等近二十个村子。1956年才分成西山乡和浦泉乡两个乡。这些村子五、六年级的学生，都要到桃花村中心小学(完小)来上学。

岩泉寺所在的这座山，从东边高处眺望，形态像一头俯卧的狮子，故称伏狮山。

之八：九十年代初，翠峰庵交给大村老年协会管理，重修了厨房，购置了桌子、板凳、碗筷、菜盆等大量炊具，为村民办喜事、丧事提供了宽敞的场地和充足的用具。1995年10月，翠峰庵一次就办出58桌酒席，供四百多人就餐。

小结：翠峰庵建成三百多年来，除了是宗教寺庙外，作过学校(时间最长)、军营、医院、仓库……一直没有闲置着。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充分显露出它存在的巨大价值。

那开贵回忆录：大村中毒事件

金星管理区的大村，当时五十多户，240多人。这个村主产水稻，生产队长李翼，公道能干，认真为社员办事。从1958年下半年起办公共食堂，所需口粮还能保证吃用，公共食堂还是办得不错，没有发生水肿病。1960年十月份的一天，我和蹲点的一位干部同生产队长李翼约定到他们食堂吃晚饭，饭后开社员大会传达县委对小春生产工作任务。这天中午我们在管理区所在地的桃花村召开管理区全体干部会议，会议中因解决问题不顺利，会议一直开到公共食堂吃饭的时间。桃花村的干部热情地挽留我们说：“饭熟了，吃了饭你们再去大村，再忙饭总得吃”。于是我们就在桃花村吃晚饭了。我们吃饱了肚子，丢下碗筷，紧步赶去大村开社员大会。当我们走到公共食堂门前时，顿觉格外幽静，没有听到任何声息。我猜想，大概今日可能是晚饭煮的早，社员们吃了饭不见我们来开会，所以走了。可是当我们跨进食堂大门一看，悲惨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见食堂内外从大殿到厢房，到处睡满了男女老少社员。有的低声呻吟，有的口喘粗气，有的呼吸微薄不能说话。还能说话的生产队干部挣扎着告诉我们：“可能是食物中毒”。看到眼前社员群众的悲惨场面，促使我立即下定最大决心——挽救中毒社员。我迅速骑上自行车飞驰到县城县委办公室，这时县委书记潘岷山到省里开会去了，其他几个县委领导也下乡抓工作去了，所以无条件、无时间再开会讨论挽救方案了。于是我只好守着电话机，利用电话一方面向地委、省委报告大村社员中毒事件；另一方面打电话给县医院和驻宜部队58医院、72医院，请求他们动用一切可能动用的车辆把200多个中毒社员拉到医院抢救。到中毒病人全部送到各个医院时，已是深夜凌晨三点多钟了。这一夜是紧张繁忙的一夜，我心中牵挂着全部中毒社员身体的安危，终夜不眠，直到翌日下午获知各医院消息说，经过医院全力抢救，245名食物中毒社员，除了住在58医院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妪和一个小孩因患有其他疾病中毒后加重了病情抢救无效身亡外，其余全部社员转危为安，休息两三天后便可出院返家投入生产劳动。在抢救中毒社员的同时，又向县公安局布置迅速侦破了此案件。原来是一个国民党退役的反动军官窦家林对社会现实不满，他表面上伪装积极混入公共食堂担任炊事员后，暗地伺机投毒。那一天煮饭时，将砒霜放入饭内拌匀。此毒无色无味，毒性剧烈，凡在公共食堂就餐者无一幸免。如果我那一天晚饭不因在桃花村会议延长在桃花村公共食堂吃晚饭而按照原来同大村干部相约到大村公共食堂吃晚饭开社员会，那么我也难免中毒了，所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摘自2007年8月出版的《那开贵回忆录》 作者：那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