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青葱岁月，苦蔓上结出的苦瓜

　　同村与谭慎言一同高中毕业的有三人，一人到大队当上了农业技术员，一人当了民办教师。说是农业技术员，其实一年有多少个节气他也说不全，只不过靠了个好老子，到大队混口“快活饭”吃罢了。

　　在当时，同是初、高中毕业的，城乡就有不同的称谓。从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叫“知识青年”，是农村户口的高中毕业生回乡的叫“回乡青年”。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几年以后，可以返城当工人；回乡青年如果家里人或者亲戚中没有人在大队或者公社有个一官半职的，回乡务农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谭慎言因为出身不好，再加上在所有的亲戚中也是寡妇睡觉——上面没人，他老老实实地回乡修地球，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谭慎言虽然是个刚走出学堂门的学生，但回到农村就被当成了劳动力。他是在七月份高中毕业的，刚一离开校门就参加“双抢”气

　　“双抢”不仅对刚一出学堂门的学生，就是对地地道道的农民的体力和耐力也是一种很严酷的考验。割水稻时，为了完成一天的收割任务。谭慎言腰部的脊椎仿佛折断了，也不敢站起来休息一会儿。

　　江南的酷夏，赤日炎炎似火烧。谭慎言到田里干活时，头上戴着一顶破边的草帽。身穿像百衲衣样的衣服，衣袖上、膝盖上、屁股上的补丁清晰可见。水稻割完后还要往稻场上挑，从泥田里往岸上挑水稻非常辛苦。水田里泥深近膝，肩上还要担着一百多斤重的水稻，每往前迈一步对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更是不容易。

　　有时在稻田里赤脚不小心踩到破玻璃片或者是破碗渣上，脚板上流淌着血，还得肩挑一百多斤的水稻，忍着剧痛前行。在那繁忙的季节，你想在家休息那是不可能的，在家休息没有工分不说，生产队长也是不会答应的。

　　谭慎言因为脚被破玻璃扎破了，他去找队长请假，生疔队长回答他：“你是生在龙宫，掉在了屎坑。公子的身子，要饭的命。一个庄稼人没有那么娇气！”

　　世间上的事就是这样的奇怪，如果是城里人哪里划破了皮，就要赶快到医院打破伤风针。农村人脚被扎破了，甚至划了很大的口子，流淌着鲜血继续到水田里去干活还真的不会有事。

　　早稻收割完后接着就是抢插晚稻。插稻这种农活比收割水稻的劳动强度也小不了多少，有位法名叫布袋的和尚写过一首诗，虽然他是托物言志，但对插稻的情景描述得是入木三分。

　　手把禾秧插稻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插稻时，为了把秧苗插到位，腰要比割水稻时弯得更低，几乎要弯成九十度。手插秧时，脚还要很灵活地一步一步往后退。

　　晚稻插完后“双抢”算是完成。“双抢”过后，在农村是个小农闲。

　　可在农村是农闲人不闲，要兴修水利，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双抢”完成后公社要修建水库。像修建水库这样的事，生产队长一般是不会带队出征的，他还要在家指挥留在村子里的老、弱、病、残的社员参加田间劳动，所以由副队长带队。

　　建水库是全公社的一个大工程，三万多人集中在不到十平方公里的山谷里，人员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远远看去，就像一队密密麻麻的蚂蚁在蠕动。这样的累活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有的人形容水库工地上的劳动状态是：清晨五点半，晚上看不见，工地三顿饭。

　　谭慎言是小伙子，在水库工地上，当然不会安排他挖山取土，他干的是拉板车往水库堤坝上运土的重活。

　　在这丘陵地区拉重载的板车不仅是一项重体力活，而且还要有诀窍，有人专门为拉板车编了几句很实用的口诀：

　　双手掌把，

　　肩挎拉绳。

　　两腿打颤，

　　牙关咬紧。

　　上坡费力，

　　身体前倾。

　　下坡危险，

　　挺腰阻行。

　　这是一项体力消耗很大的活——拉土上坡时，人累得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板车到堤坝倒土时，还要将车尾调向前方。此时此刻既要像田径运动员那样加速，又要像举重运动员那样利用瞬间的爆发力双手猛举车把，将板车上装的近千斤土一次倒出。身强力壮的人，在倒土前，猛吸一口气，推车加速，巧妙地利用那瞬间的爆发力，一次将装在板车上的土全部倒出。要是气力不够的人，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反而更费劲。

　　在这人员密集的水库工地里，两边山上竖起了“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大幅标语。

　　为了整治那些偷懒耍滑的人，公社专门成立了所谓的指挥部。指挥部里有一个棒子队——这棒子队由镇上抽的几个街痞子组成，行使的是旧社会工头的职能。如果你说话消极，如果你板车往水库堤上运土时没有堆成尖，轻则对你进行呵斥，重则就是用手中的棒子打人，所以老百姓称他们是棒子队。如果你胆敢反抗，指挥部的人就要根据情节的轻重，责令本大队对当事人召开现场批斗会。

　　谭慎言所在大队有位青年因为往堤上运土时，棒子队的人说他板车装的土不满，两人发生了争执。指挥部立即要该大队召开批斗会。

　　大队开完批斗会的那天中午，谭启维利用吃中饭的机会把谭慎言叫到离人群较远的树底下，对他说：“你看到了没有，贫下中农不听话都要接受批斗。你要多干活，少说话。气力无根，去了再生，多干点累不死人。”

　　“我知道。”也许是体力透支到了极限，谭慎言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愿意说，只对他爸爸做了个简短的回答。

　　那时候机械化程度非常低，完全是靠人工挖土取土，板车往堤上运土。往堤上运土的人就像鲫鱼上水一样，一个接着一个。

　　往堤坝上运土时男人在前，肩膀上挂着背带，弯腰前行；板车的两边各有一个妇女推车。这在工地上似乎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

　　空车返回时，拉车的人都是将板车推在前，人走在后。可能是变换成这样的姿势能缓解一定的疲劳。一天干下来，累得汗渍眼角，胸似檐滴，裤腰湿透，背上全是白色的汗渍。

　　这天，谭慎言往堤上运土空车返回时，前面一个人突然停下，板车与板车的间距不足两米，后面的人只好被迫停下。在谭慎言后面推车的是本村的谭敬宇。这谭敬宇推车时心不在焉，他突然发现前面的板车停下时，为了及时刹住自己的板车，双手本能地把板车的把手向上抬起。板车的尾铁刚好插到了谭慎言的脚后跟，顿时鲜血流出，伤口就像小孩张开的嘴。

　　这板车的尾铁是安装在板车尾部的两块铁板，它的功用是重车在下坡时，

　　抬起车把手，起到刹车的作用。由于长期与地面摩擦，比刀子还要锋利。

　　谭启维看到后，对谭敬宇不敢有任何责怪，只是把谭慎言叫到僻静处，让谭慎言站到自己的前面，用自己的尿冲洗儿子的伤口。这在当时落后的农村是一种最简单的消毒办法，并且还真有一定的效果。这谭敬宇因为扎伤的是右派的儿子，连一句表示歉意的话都没有。

　　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看到谭慎言的伤口那么大，就对带队的副队长谭泽年说：“他伤口那么大，让他回家休息几天吧。”

　　在谭泽年的同意下，谭慎言一瘸一拐地独自一人往回家的方向走去。谭启维只是静静地看着儿子的背影。此时他很悲伤，但又能说什么呢？！……从水库工地到谭慎言家也只不过十华里路左右，但谭慎言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回到家。

　　谭慎言跋着脚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生产队长看到谭慎言一瘸一拐走回来，休息的第一天倒是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一早就站在他家门前狂喊乱叫，训斥他还不去水库工地上工。谭良模喊叫时，恰好被从工地回来的谭山柱听到。他走到生产队长的跟前对他说：“良模哥，你不要训他，他的脚后跟让谭敬宇的车尾铁杀了一个大口子，像小孩的嘴一样张着，是泽年哥让他回来休息几天的。”

　　听到这里，谭良模没有再吭声，但也没有做出同意休息还是不同意休息的表态。

　　梅丽雅对儿子的伤口做了简单的清创。让他吃了消炎药以后，心疼地说：“慎言，你明天还是到工地去吧，他们知道你有伤，会安排你干点轻巧活的。”

　　儿子是娘的心头肉。此时此刻，梅丽雅对谭慎言说的是自己心里不愿说出而又十分矛盾的话。

　　谭慎言在第三天就一瘸一瘸地去了工地。好在谭慎言脚后跟的伤口没有发炎，过了一个星期竟然结痂了。

　　熬了一日又一日，送走太阳看月亮。一个多月的建水库工程完工了，参加建水库的人都回到了家。

　　谭慎言从水库工地回来收到了一封来信。他拆开信一看，是高中同学高燕凌写来的。高燕凌在信中告诉谭慎言，她高中毕业后就到大队的小学当上了民办老师，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对她的评价很好……

　　谭慎言看到这里，心里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感受。当民办教师虽然吃的还是工分粮，但在当时，那可是农村回乡青年十分羡慕的“白领”，也是高中毕业生最为理想的归宿。

　　谭慎言想到自己的未来，他颇感惆怅。因为白天要下地干活，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伏案展笺给高燕凌复信。在信的开头，谭慎言只是很客套地寒暄了几句，在信的结尾，对她当上了民办老师表示祝贺，并写了一首诗给她。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再努力，

　　祝你再创新佳绩。

　　瞻前途，

　　热衷教务有作为。

　　口讲指画脑虽累，

　　老师来自学生辈。

　　耕耘收获成正比，

　　在信中谭慎言用的语言十分纯洁，纯洁到完全可以公开，没有半点希望继续保持通信联系的意思。高燕凌在收到他的回信以后，也许是出于女孩子的自尊，就没有再给谭慎言来信。这一对两情相悦少男少女的初恋，只因谭慎言的出身问题，在无声无息中自生自灭。

　　搞形式、瞎指挥是当时农村基层干部的两大突出问题。中国的农民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选择反抗。

　　转眼又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南方春节的过法与北方有所不同，南方重视的是辞旧，北方看重的是迎新。南方十分重视大年三十中午那顿年饭，北方重视大年初一早晨的那顿饺子。农民们一年忙到头，他们希望春节去走走亲戚，在家里好好休息几天。

　　普天下的农民天生就是一部永不停息的“劳动机器”，一年很少能得到休息。劳动的人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

　　农业生产的安排总是根据二十四个节气的更替而进行调整。每年早稻插完后，如果大队或者公社没有安排“大会战”工程，生产队要利用这段时间组织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去很远的大湖里割水草，准备沤草肥。

　　去大湖里割水草是件十分辛苦的事。有的人就不愿意去干这种活，但谭慎言是少不了的。从离家开始，说是风餐露宿那是真真切切。人们带着粮食和行李，划着木船到很远的地方，找到水草丰盛的湖滩边用塑料布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在湖里割水草并不是人下到湖水里去割，因为湖水浅的地方有五六米，深的地方有十几米，人根本无法下到湖里去的。

　　毛泽东曾说过，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水乡的人们为了便于在湖中割水草，发明了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是用一根长约十米的八号钢丝，用錾子在钢丝上錾成锯齿状，钢丝两头用木棍绑住，两只木船划成面对面的阵式后，人在船上双方就像拉锯似的来回拉动，将湖中的水草割断。水草割断后，再用两根竹竿像用筷子在碗中捞面条一样，将水草从水中搅起来放进船舱。待船舱装满后再划到湖滩边将水草卸下来晒在湖滩上。

　　这样繁重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他们连新鲜的蔬菜都吃不上，只有吃从家里出发时带的咸菜就着红薯干煮的糙米饭吃。

　　吃不上新鲜蔬菜，只是营养跟不上，最让人难受的是晚上无法入眠。

　　湖滩杂草茂盛，蚊子只要一飞过来就是黑黑的一大团。为了防止蚊虫叮咬，他们每天只好在人睡的四周将晒干的水草围成一个圆圈点着后，再在已经晒干了的水草上洒上适量的水，目的是不让水草烧成大火但又能冒烟，用烟熏蚊子。这种方法倒是将蚊子驱赶走了，但人睡在那浓浓烟雾中就像是在熏腊肉，只有到后半夜人熬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才勉强入睡。

　　每到晒干了的水草够装一木船后，就要派人划着木船往家里送。这种好事是轮不上谭慎言这样的年轻人的，往回划船运送晒干了的水草的都是中年人。因为他们回去以后，起码可以睡上一两个晚上的安稳觉，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

　　睡眠对于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谭慎言的身体本来就很消瘦，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晚上又睡不好，两只眼睛很快凹陷了下去，两条腿就像剥了皮的麻秆。这一个多月炼狱般的野外生活，终于在企盼中结束。

　　谭启维见到儿子这一个多月来瘦成这样，回到家后首先不是关心他的身体，而是问他在外面是不是乱说什么了。

　　谭慎言奇怪地问他爸爸：“我刚一回来为什么问起我这些？”

　　谭启维告诉他：“谭维龙和谭炳坤两人到大队开学习班已经五天了，还没有回来，这次不知道要对他们怎样。”

　　谭慎言问他的父亲：“他们是为了什么事？”

　　谭启维告诉他：“这年头还能为什么事？还不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乱发牢骚。谭维龙说什么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一天换不到一包“城乡烟”气谭炳坤认为把旱地改成水田蓄不住水，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编了个“旱改水，活见鬼。不吃笤，想吃米”的顺口溜。他们去学习班只是每天少了十个工分，这事要是落到你头上，就不是少工分的问题了，所以你在外面还是多干活，少说话。你父亲是右派，是带有“帽子”的人，你在外面千万不要乱说，免得惹祸上身。”

　　人能改变环境，环境也能改变人。谭慎言高中毕业回乡后，经过一年多的磨炼，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看到母亲在煤油灯下做成一双布鞋的不易，他也学着爷爷的样子，夏、秋两季下地干活基本也不穿鞋，有时也是穿着爷爷编织的草鞋行走在乡间的田埂旱地上。

　　那时候不但锅里缺少煮的，灶里也缺少烧的。因为仅靠生产队分给的那些农作物的秸杆根本不够烧。千家万户需要柴火，万户千家需要活命。进山砍柴虽然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错误做法，但人们总不能再去过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

　　谭慎言上山割柴时，将一双布鞋别到系在腰间准备捆柴用的麻绳上，只有在下山肩膀上担着柴火的时候，怕刺破脚板，才将鞋子穿上，但一下山到了平缓的路上他又将鞋子脱下来。

　　大集体时，因为家家都缺烧的，只要不是农忙季节，每个劳动力每月可以向生产队长请一天的假去远山割柴，这倒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

　　谭慎言每月也只有用这一天的时间去割柴。割柴要到很远很远的公山上去割，因为近处的公山已经被人们割光了，就像老汉那没有刮干净的秃头，找不到下镰刀的地方。

　　到远处公山去割柴路程很远，三更半夜就得起床，在家里吃完早餐带上干粮出发，要快步流星地走两个多小时的夜路才能走到割柴的公山。因为一个月只有这一次，到山上以后谭慎言头顾不得抬，汗顾不得擦，连草丛中是否有毒蛇黄蜂也顾不得——得赶快割！要不，便割不到足够的柴火。进一次山不容易，柴火不耐烧，谭慎言有时也悄悄将镰刀伸向那大拇指粗的树枝，因为树枝比柴火要耐烧得多。

　　快到中午时分，割倒的柴火倒下了一大片，这时他才发觉肚子有些饿了，他赶紧吃母亲给他做的“米粑”。吃完“米粑”后就把头伸进山涧的溪水里，老牛似的咕咕地喝水……匆匆喝完，将割倒的柴火捆成四捆，并将砍下的树枝夹在柴火中间，这样不易被别人发现。如果一旦有人举报割柴火时偷砍了树枝，那是要受罚的。下午四时许，他将那捆好的两捆柴火移到一个山洞里藏好后，挑着两捆柴火下山。

　　山多高，顾不得；坡多陡，顾不得；路多滑，顾不得；道多刺，顾不得。他要急忙把这两捆柴火担回家，还要返回将那两捆藏在山洞里的柴火也担回家。待谭慎言再次返回到山里将那两捆藏在山洞里的柴火担回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他又饿又累，浑身散了架似的。第二天，更是周身酸痛，还得照常出工干活，绝对不能因故怠工

　　十个黄花女，顶不上一个癞头儿。这句话在当地是有些重男轻女的意思，可是在农村，家里没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也确实不行。谭慎言上学时，家里断烧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从他回乡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当然他遭的那些罪只有他本人能体会到，也只有他家里的人知道。

　　有一次谭慎言上山去割柴，碰到了一窝葫芦蜂，这种蜂个头大，毒性也强。当地的人常说，七只葫芦蜂可以蜇死一头牛。他割柴碰到蜂窝以后，一窝葫芦蜂纷纷飞起，谭慎言已经是躲闪不及，一只葫芦蜂蜇到他的脸上。当晚他眼睛都睁不开了，整个脸肿得就像一个圆皮球。梅丽雅给他连打了三天的青霉素后，脸上的肿才慢慢消退。

　　看到儿子活得这样苦和累，梅丽雅很是心疼。村子里的老太太见到梅丽雅时，总喜欢把她叫住与她聊上几句。这天，村子里的一位叫田婶的老人当着梅丽雅的面夸她儿子时，梅丽雅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只是长吁短叹。

　　那位善良的老太太劝梅丽雅：“慎言他妈，遇事你要往好处想，你就会有个好心情。我还在当姑娘的时候，我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我妈都故去几十年了，这个故事我还记得。说的是从前有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布鞋，小儿子卖雨伞。天晴的时候，老太太发愁卖雨伞的小儿子雨伞卖不出去，下雨时老太太又发愁卖布鞋的大儿子布鞋卖不出去。老太太每天都愁眉不展，有人劝她说，老太太，你每天都应该高兴，你想想，天晴的时候，你卖布鞋的大儿子布鞋好卖，你高兴不？老太太说：我当然高兴。接着又问她：下雨时你小儿子的雨伞好卖，你高兴不？老太太说：我当然也高兴。”那位劝她的人说：“这不就得了，你每天都应该高兴啊！”

　　田婶讲完这个故事，接着又对梅丽雅说：“你们家虽然受了些磨难，可你那儿子多争气，这不是我在你当妈的面前夸他，这十里八村的我还真没有见到过这么懂事的孩子。说不定日后我们享不到的福，你儿子可以让你们都能享到。”

　　梅丽雅说：“田婶，我这个家庭也是十里八村少有的啊。你可真会说笑话，我根本没有想到享什么福，我这个儿子将来找不找得到媳妇都是个问题，谁家闺女愿意嫁到我们这种家庭里来。”

　　谭慎言高中毕业回来后，他是怕父母和爷爷伤心才强作欢颜。苦活、累活生产队长都派他与其他青壮年劳动力去干。谭慎言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大村子，人多地少。为了增加粮食产量，生产大队也给他们生产队分有围湖后形成的田，在当地俗称“湖田”。

　　湖田泥深过膝，用牛是无法耕的，只有靠人一锄一锄地去挖。湖田里多有菱角刺，那菱角刺扎在脚板里钻心地疼。由于双腿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脚掌就像那开水煮熟后没有用酱油着色的鸭掌，雪白雪白的，而扎在脚掌上的菱角刺却是黑色的。傍晚放工时看那脚掌，很像切开的“火龙果”，雪白的脚板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黑点。为了第二天的劳作，还得忍痛用针挑去扎在脚板上的菱角刺。

　　谭慎言感到难受的不是每天脚板上扎满了菱角刺和用针去挑刺时肉体上的疼痛，而是心灵上的苦恼。他想不通的是，全村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有好多，生产队长为什么偏偏只派他一人去挖田。难道承担这种苦的差事也要传宗接代吗？

　　作为一个右派子弟，他内心有不能对人说的痛苦，有时感到实在苦闷时，就悄悄地拿起他的那只埙，一个人到门前不远处的那片竹林里吹了起来。

　　埙这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如泣如诉，让人听到后倍觉心酸。这天，他一人在竹林里吹埙时，内心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安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