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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26年8月到1927年5月，茶陵农民运动由发生到发展，像野火烧荒一样，呼地一下就到了高潮。其间，涌现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未见的新鲜事……

　　其一，“吃大户”。农会惩办土豪劣绅先是从清算公产公款开始的，勒令那些吃了冤枉的豪绅吐出赃款赃物。可大部分地方没有公产，也没有公款，于是便一窝蜂地跑到财主家“杀猪出谷，吃大户”。只要加入了农会，男女老少都可以去。那架势蔚为壮观，大笼蒸饭，大碗吃肉。炒菜用一口大铁锅，炒熟出锅时用挖土的耙头在锅里搭肉；捞了土豪塘里的鱼，烹熟后，用洗澡的木盆装着。酒全部倒在水缸里，要喝多少，自己舀。泥腿子们从来没过过这样舒坦的日子。这一家吃完了，又去吃下一家；这个村的财主吃完了，又去吃另外一个村。土豪劣绅们一点反抗的机会也没有，很快，那些看得见的浮财吃光了。农民便不知怎么办，因为豪绅们把钱藏了起来，逼急了便假惺惺地说：“我的东西吃完了，我写两亩田给农会吃吧……”

　　其二，减租减息。开始是二五减租，减息一半。茶陵当时佃农租种财主的田土，所交的租谷，是五五开成。但有的地方财主吃得恶，佃户收十担湿谷要交财主五担干谷，相当于剥削了总收成的60%。农会将这个规矩倒了过来，即收十担湿谷佃户留五担干谷，剩下的给财主。这样一来，等于佃户增加了20%的收入，财主减少了20%的收入，合起来相当于三七减租。至于农民借的高利贷，农会勒令土豪劣绅把借据交还给农民，更不要说还什么利息了。

　　其三，禁烟禁赌。农会把那些抽大烟的，赌博的，当作地痞流氓，抓住他们戴纸帽子游乡，把他们打入另册，不准他们加入农会。农会的人收缴烟枪，把缴获的烟土烟具全部烧毁，把那些害人害己的鸦片贩子送进了监狱。

　　其四，放足剪辫子。农会帮助妇女放足，鼓励她们剪掉辫子，走出家庭的籓篱。帮助那些不愿待在夫家的童养媳解除婚约……

　　最为惊人的是对土豪劣绅的惩办，轻则罚款，戴纸帽子游团，打屁股；重则坐监牢，砍头……

　　一天，谭思聪发动辉山、洲上、右陇、左陇一带的农民，抓住了劣绅赵明良。赵明良平日里依仗儿子赵刚是团防局长、县政府秘书，为富不仁，横行乡里。他雇用了20多个农民开了家煤矿，为了多出煤，竟然不顾大家的死活，酿出了好几起惨祸。农会的人捉到他后，新仇旧恨一起算，除了罚酒席戴高帽子游团外，硬是将他送到县衙门要求法办。

　　公审那天，县长本来只想判他坐监狱，可农会的人不依。

　　“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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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一群愤怒的狮子，县长吓得脸都变了色，连忙以“把持乡政，侵占公地，压迫工人”的罪名，将他判以死刑……然后，挥了挥手说：“拉出去杀了……”

　　农会的人说：“不行，要杀就在县街门里杀！”

　　县长连连点头说：“要得，要得，就在县街门里杀……”

　　结果连刽子手也不用找，陪在旁边一起参与审判的工会主席王友德走过去，半蹲着身子，左手一捞抓住赵明良的头发，将脖子搁在膝盖上，掏出匕首，宰杀小羊羔一样，把赵明良给杀了。

　　站在一边陪斩的绅士连忙掩了面，瑟瑟发抖，嘴里轻轻地喃喃自语：“天哪，真是一伙暴徒……”

　　10月18日，茶陵县农民协会成立，陈应炳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翼日，近万人云集铁牛潭对面瑶里的沙洲上，全县4个区、124个乡的农会会员全部在这里集会。为了让过河的人方便，县农会组织人马在铁牛潭边撘起了长长的浮桥。会上，陈应炳作了报告，号召全县区乡村各级农民协会，再接再厉，掀起打倒土豪，惩办劣绅的新高潮……

　　不久，茶陵县总工会、茶陵县学生联合会相即成立，王友德被选为总工会委员长，尹宁万当选为学生联合会会长。

　　王友德任职后，立即深入基层，发动工人成立基层工会。很快，县城的印刷、缝纫、泥木、油漆、造船、厨工等六个行业也先后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发展到742人。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政治觉悟，工会办起了一所文化夜校，聘请了汇文中学的教师共产党员陈焕新来上课。随后又从夜校学员中抽出50名骨干，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县党部便将六师留下的30枝长枪，全部拨给了工人纠察队。每逢县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纠察队全副武装，整装出发，雄赳赳，气昂昂，好不威风。

　　茶陵革命的大好形势传到省城长沙，那些在省府读书的学生娃学生妹一个个心里痒痒的，铺盖一卷，挎起书包，大部分回到茶陵。杨孔万和学生联合会会长尹宁万一起商量，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组织了一支80多人的“茶陵旅省学生宣传队”。

　　11月，李炳荣在小车的斗争经验受到省里有重视，便被抽调省里工作，旋即以国民党省党部和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被派遣到湘南永明，组织领导农民工作。

　　12月下旬，杨孔万调任中共南华地委书记，孙少朴继任中共茶陵特别支部书记。

　　孙少朴，1903年生，湖南醴陵人。曾先后就读于醴陵东乡永隆庵高等小学、醴陵县立中学、长沙育才中学。中学毕业后，回到醴陵县城尚志小学任教。1926年2月，被选送到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北伐军中任连党代表，北伐途中，因病离队回家治疗。年底病愈，适时杨孔万调离茶陵，中共湖南区委便把他调到茶陵县任省农运特派兼中共茶陵县特支书记。

　　此时，杨孔万和谭道瑛的爱情已瓜熟蒂落。临行前，组织上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聘礼，没大红花轿，甚至也没来得及置一两件新衣服，有的只是两颗滚烫的心和对革命忠贞不二的誓言……

　　婚后的第二天，杨孔万就踏上了征途，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而谭道瑛则投身到更加火热的革命运动中……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县的农民运动，特别支部和县农民协会决定，组建农民自卫军，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茶陵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所址设在城内的陈家祠，陈应炳任名誉所长，罗养真负责具体培训工作。学员主要由下面村乡农会推荐，也有自愿报名的学生。不过无论是推荐的还是自愿报名的，都要通过统一严格的考试，合格者方可录取。录取后，学员的膳食和服装费由公费开支。讲习所不仅自编《讲义》，还创办了《茶陵农运讲习所周刊》，短短几个月就为全县培训3000多名农运骨干，农会人数猛增至5万户，按每户平均人口5人计算，达25万之众，而当时，全县的总人口才28万……

　　与此同时，由谭道瑛任校长的第一所茶陵女子学校也应运而生。为了帮助那些年轻女子就业自立，谭道瑛还联合总工会的委员长王友德，创办了“湖南私立云阳职业学校”。王友德聘请了自己原在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的校友潘祖浩担任校长，他自己和谭道瑛分别兼任副校长。第一期招收学员50名，规定男女兼收，实际女生多于男生。学校分别开设文化课和专业课，文化课为语文、算术，专业课则为学织布、织毛巾、织祙子，转辘子……这座学校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在茶陵人的印象中非常深。不少学员解放后多年，还保留着当时在学校做的线毯……

　　可就在这时，一个危险的信号出现了。

　　一天，以前在徐文元书纸店做过工的谭震林，从攸县跑到茶陵找到王友德请求帮助。

　　原来谭震林这一段时间，离开了茶陵，在攸县的徐博文书纸店做工。在这个小店里，他认识了一个叫余来的小学教员。此人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攸县支部书记和国民党攸县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余来见谭震林也倾向革命，便经常与他在一起交谈一些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谭震林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先进的革命道理。在余来的指导下，谭震林着手组织建立了攸县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书纸业工会。叶挺的独立团打到攸县，谭震林深受鼓舞，一方面积极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战争；同时深入群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工农运动。他领导工会，解除反动武装，建立了攸县第一支革命武装工人纠察队。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谁也没想到罗定举起了屠刀，向共产党人农会干部开了第一枪……

　　罗定，攸县网岭人，早年毕业于韶关讲武堂，办团防起家。后投身唐生智门下，被委任为团长。北伐期间，罗定主动向唐生智“请委”，任湘东保安司令，驻防醴陵，兼辖攸县茶陵的社会治安，是三县团防局的靠山。农民运动开展以来，他一直耿耿于怀，这会公然举起了屠刀，杀害了攸县出席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罗震。引起了公愤，攸县的党组织认为“罗定不除，县无宁日。”但鉴于其势力雄厚，兵强马壮，便派谭震林来茶陵搬援兵，打算联合醴陵、攸县、茶陵三县的工农武装，一起讨逆。

　　孙少朴得到情报后，立即召开支部会议，决定由王友德和尹佐汤带领茶陵县工人纠察队和茶陵县农民自卫军300多人，出境作战。

　　省党部接到攸县的报告，公开表示支持三县讨伐罗定，并派出一个营前来增援。

　　罗定闻讯，仓惶之机逃出攸县，经衡阳到湘西，投到了敌旅长熊震的名下。

　　攸县的工农代表紧紧地抓住王友德和尹佐汤的手，捧出300两银子，说是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一点辛苦费。

　　王友德坚决不肯收。

　　翼日，王友德带领茶陵子弟兵凯旋而归。茶陵人民打着腰鼓在城门口迎接，一群黄口小儿跟在队伍后面唱起了顺口溜：

　　湖南茶陵县，

　　出兵打攸县；

　　兵马有300，

　　银子300两；

　　友德不肯受，

　　茶陵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