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头盖骨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下定打捞阿波丸的决心，是直奔传说中的“50亿美元”财富而去的。花费人民币2000万元，获得50亿美元的收益，怎么算都值得。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目标，那就是寻找连同阿波丸一同沉入海底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这件文物，说多么重要就有多么重要，说它价值连城恐怕说少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无价之宝。

　　关于人类的起源，历来就有多种学说。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使很多中国人自豪地认为：华夏大地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很久以前，中国各地都有挖“龙骨”治病的习俗。直到清朝晚期，也就是光绪年间，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之后，人们经过科学研究，才惊奇地发现，所谓“龙骨”，大部分都是动物的化石，小部分是几千年前的龟甲、牛骨。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秋天，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患了疟疾，就请太医诊治。太医给他开了一个药方子。王懿荣就派家人前往药房抓药。药方子中，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等药抓回来，煎药之前，王懿荣随手打开纸包，看了看药的成色。无意间，他发现一块未捣碎的“龙骨”上面，刻着一些似篆非篆的文字。王懿荣是一位金石家，精通周代铭文。他脑子里灵光一现：这些符号，会不会是远古的文字呢？于是，他立即询问此药是从那家药房抓的。当他得知是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抓的，马上吩咐家人：你去把他们家的“龙骨”全部买回来，有多少要多少，要整块的，无须捣碎。买回来一批“龙骨”，外型比较完整，一看就知道是龟甲、牛骨。经过认真研究，王懿荣确认，这些符号就是中国商代的篆书文字，因为是刻划在龟甲、牛骨上面的，所以，他称其为“甲骨文”。在他之前，还不知道有多少珍贵的“龙骨”变成药渣了呢！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线索，也源自于“龙骨”。

　　早在北宋时期的文献上，就有北京周口店附近出产“龙骨”的记载，盛产“龙骨”的山包因此得名，就叫着龙骨山。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担任了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1918年，他对“龙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率队前往周口店，对龙骨山进行试掘。收获不是太大。但他并未丧失信心，反而自信地预言：“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去的中国文物，不久，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东方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安特生离开中国，回国赴任。

　　1927年，在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时任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领导下，对龙骨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化石，步达生非常高兴，将这种新发现的古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在他的建议下，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创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并继续开展发掘工作。

　　1929年12月2日16时许，忙碌一天的发掘工人一无所获，有些人已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就在这时，在主洞偏北的下洞附近，一个工人无意中挖出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圆疙瘩，周围的人看来看去，谁也不知道是啥东西。有人叫来现场负责人裴文中，他端详了一会儿，惊叫道：“是猿人，是猿人的头盖骨！”接着，他轻轻地清除头盖骨周围的土壤，把它起了出来，紧紧地捧在手中，仿佛稀世珍宝私的……

　　随后，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体，迅速传遍了世界。

　　经过深入研究，裴文中发现的这块头盖骨化石构造像人，其生前只有八九岁，男性，脑量却已有915毫升，远远超过所有古猿和近代大猿的脑量。但他也与现代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头盖骨化石像馒头形，而现代人头盖骨近似于球形；他的眉脊粗壮，像屋檐凸出于眼眶的上方，前额低平，头盖骨壁比现代人要厚一倍。这些都与其祖先古猿相近。“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最新科学测定是57.8万年），属于直立人种。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已学会用火取暖和吃熟食。“北京猿人”发现，平息了19世纪以来围绕爪哇猿人的争论，确立了“猿人阶段”的存在，证实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十分珍贵，不可多得。

　　1936年11月，贾兰坡再接再厉，又在周口店陆续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可是，“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声，不但迫使周口店发掘终止，而且，已经发现并保存在美国人创办的协和医院里的“北京人”头盖骨，也面临着被日军掠夺的危险。1941年1月10日，身在陪都重庆的翁文灏（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致信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几经磋商，美国方面才勉强同意，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负责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安全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照计划，列车抵达秦皇岛之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再运往美国。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火车到了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点燃了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紧接着，早有准备的日军，迅速出动，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弗利和戴维斯还没登上哈里逊总统号，就成了日军的俘虏，并被押往天津战俘营。后来，弗利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退回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却不翼而飞。

　　解放后，为了找回“北京人”头盖骨，有关部门收集到了许多条线索，一一排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却是一无所获。

　　就在人们绝望之际，从日本传来消息，说：1945年日军战败前，前日本关东军军官中田光男到了长春，登门探望岳父远腾龙次。远腾龙次是研究人类史前化石的专家。那天，远腾很高兴，喝得醉熏熏的，还兴奋地从里屋抱出一个盒子，指着里面盛着的头盖骨，颇为得意地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据此，有人推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后，很可能流落到了伪满洲国地区，被日本人藏了起来。后来，随着南进的日军，又流落到了东南亚。在日本预感战败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将它作为珍宝，装上了最安全、也是最后一班返回日本的阿波丸，企图永远占有……

　　如果打捞阿波丸，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回人间，其意义之大将难以估量。

　　于是，中央一声令下，海军、上海、福建等地的精兵强将迅速出征，陆续来到福建平谭牛山岛，向“7713”工程指挥部报到。1977年3月，交通部从上海、广州、烟台3个救捞局调集潜水员148名，打捞工程船2艘，辅助船7艘；海军从南海、东海、北海3个舰队抽调潜水员132名，打捞工程舰2艘，辅助船7艘，组成一支强大的联合打捞队伍。海军还决定，每年从海军三大舰队中抽调120名潜水员、20名潜水军医、10名工程技术人员，到阿波丸打捞工地进行换防。

　　远离大陆的平潭岛，顿时热闹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