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定自行打捞“宝船”

　　阿波丸就像一块“唐僧肉”，谁都希望咬一口，中国岂能无动于衷？

　　1977年，也就是在尼克松送来“大礼单”的第五个春天，中国政府正式宣布，独立打捞阿波丸。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后来又担任海军政委、司令员的叶飞上将，参与了决策全过程。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具体地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面对国际上纷纷要求前来我国打捞阿波丸的情况，我深感情况复杂，事关重大，需要稳妥处理。因此，于1976年6月29日，会同外交部报告了国务院。报告中除汇报了日本提供的有关阿波丸的资料和外国要求来我国打捞的情况外，并提出美国提出的打捞范围，包括整个台湾海峡和部分南海海域，在我国沿海200海里范围之内，涉及到我国主权和军事设施的机密，不能允许美国打捞公司进行打捞，将来在条件具备时，可由我国自己打捞阿波丸和其他沉船。这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通过外交途径，拒绝了美国进行打捞的要求。

　　1976年8月，交通部与海军司令部共同召开“海上援救工作联席会议”期间，交通部和海军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共同议论了打捞阿波丸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来看，打捞阿波丸都有很大的意义。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来看，阿波丸的沉没，使2000多人死亡，是世界航运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海难事件。日本人民对此事念念不忘，要求捞起尸骨，建立纪念塔。我国如捞起该船，归还遗骨，将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产生积极作用，并在国际上引起较大的影响。从经济上来看，阿波丸装载数量很大的稀有金属，价值很高，其中仅锡一项就价值2700多万元人民币，此外，据说还有黄金等贵重物品。从发展壮大我国打捞队伍来看，打捞阿波丸是一个很好的练兵机会，通过打捞能锻炼我国的潜水队伍，积累和丰富海上打捞经验。因此，共同得出独立自主打捞阿波丸的一致意见。

　　同年11月2日，交通部上海救捞局正式向交通部报告，提出了准备打捞阿波丸的建议：一、建议由交通部、福建省革委会、福州军区、海军东海舰队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下设指挥部，由福建省平潭地区的党、政、军领导部门和海军东海舰队平潭水警区、防救部队及交通部上海救捞局等有关单位组成，负责组织扫测和打捞施工的实施。二、施工队伍以上海救捞局第一工程队——即“沪救3号”为主，并请海军东海舰队参加，军民合作，共同进行打捞。三、关于阿波丸沉船的位置，各方提供的资料并不一致，打捞施工之前，应先进行扫测，摸清沉船位置和沉船情况，研究打捞方案，并建议在领导小组组成后，召集各有关方面共同研究，拟订扫测和打捞方案。这一建议虽然有些粗略简单、对打捞阿波丸的复杂性尚有估计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因此，交通部有关部门即着手制订组织打捞阿波丸的具体方案，准备上报国务院批准后，即进行打捞。

　　与此同时，海军对此也十分重视，1976年1月10日，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就打捞阿波丸问题，向陈锡联副总理写一封信。1月13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致批准了独立自主打捞阿波丸，并指示由交通部、海军共同组织打捞。1977年1月，我与刘道生商量了打捞阿波丸的问题，并于2月5日以交通部、海军名义正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勘测打捞阿波丸沉船的请示》，报告中除汇报了有关阿波丸的传说和外国纷纷向我国申请打捞的情况外，提出了独立自主进行打捞和打捞的初步方案。同年3月3日，交通部和海军又向国务院正式上报了《勘测打捞阿波丸沉船方案》，海军还向中央军委作了请示。由于沉船位置靠近台湾所占岛屿，进行打捞有敌情顾虑，必须作好兵力掩护，所以叶剑英副主席批示：“请总参抓总办理。”以后又指示：“由福州军区具体负责，一抓到底。”3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交通部、海军的勘测打捞方案。

　　按照中国政府的惯例，出于保密的考虑，重大工程大都是以最高决策层提出或批准时间作为编号的。比如，“863”工程，是1986年3月批准的；而“985”工程，则是1998年5月批准的。

　　打捞阿波丸报告上报后，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迅速做了批示。李先念的批示是：“坚决干，海军积极，交通部也要积极。”

　　1977年1月3日，在海军司令部第一招待所，交通部和海军联合召开会议，传达中央首长的批示精神，研究贯彻办法。会议商定，由交通部和海军联合起草关于打捞阿波丸的具体方案，为保密起见，打捞阿波丸被命名为“7713工程”。

　　不久，国务院批准了交通部和海军的请示，国家财政部也根据国务院的安排，下发了（78）财企字第47号文件，给予2000万元的经费支持。在当年财政盘子很小的情况下，2000万元是一笔数目很大的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