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卖血

　　早在几年前，一股叫做传销的歪风就席卷而来，它的波及面之广，祸害之深，连这样的山村也不能幸免。

　　传销的基本功就是煽动，让煽动达到洗脑的目的。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就像宣扬圣战的本拉登一样，整天进行的是愚昧教育，让当地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给予的，他是太阳，尽管他们生活得并不幸福，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相信这些混账话，但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听就都相信了。这就是可怕的洗脑。

　　传销与此同理。

　　血霸看到了传销的可怕功力，他就活学活用，把传销的技巧也用在卖血中。他想让血奴们知道，人的血液源源不断，不卖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每月抽血几次，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相反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卖血是本世纪的阳光职业，国外很多人都选择这种职业。

　　我想起了那个本拉登的宣传，他们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每年都会饿死很多人，他要拯救这些人，要向魔鬼宣战。他的手下就相信了。不相信也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参考。

　　血奴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了解不到这些科学知识，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传授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讲的第一堂课是在这个院子里，那天几乎所有的血奴都来了。血霸没有来，他可能有别的事情做。听血奴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个情人，他经常会开着他的高档车去城里过夜。血头肉瘤也来了，他端了个凳子坐在院门口，叉开双腿，一副老大的派头。

　　面对着这些坠入黑暗中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最想说的是艾滋病。这才是血奴们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

　　我说，有一种疾病，它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如果血液里感染了这种病菌，人就只能面临死亡，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感染者，多则十几年，少则几个月，就会死去。而卖血，也最容易感染这种病菌。

　　此前，我曾采访过两例艾滋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消瘦的身体，他们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吐痰，浓浓的痰液中，夹杂着血块。时隔两个月后，当我再回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死亡了。

　　我说起了那两个艾滋病患者的惨状，说起了他们的凄苦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我说，那两个人也是卖血的。

　　血奴们一阵骚动，有人发出啊呀的惊叹。肉瘤把凳子向人群的方向挪动了几步，他很好奇，也想听下去。

　　我说，卖血的人之所以传染了艾滋病，关键在于使用了不洁针头。当前一个人的血液中有了艾滋病菌，针头接触了他的血液，再刺入你的血管中，你的血液中也会被传染这种病毒。这时候，这个针头刺入多少人的身体里，就有多少人会被传染上艾滋病。

　　人群静悄悄地，我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我说，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求护士必须用还没有拆开包装的针头针管来接触你的身体，否则，就不与护士合作。

　　肉瘤听到了我的话，他站在人群外大声喊：“放屁，放屁，哪里有这种事情。”

　　我知道自己此时绝对不能退却，我必须顶住，让所有人相信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真话。我也大声说：“我家在河南，周围就是那个有名的艾滋村，我们那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传染上了这种病。”

　　啊呀，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叹。

　　“放屁，放屁。”肉瘤气急败坏，想挤进人群里，向我动粗，可是他挤不进来。人群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像一面厚厚的墙壁。

　　“必须保住大家的性命。”我继续说，“如果不断有人死亡，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肉瘤不再挤了，他像泄气的皮球，瘫坐在那张凳子上。

　　“秀才啊，秀才。”很多人感激地叫着我。很多地方的人，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称为秀才。

　　肉瘤那天没有打骂我，事后我才知道，他得到了长发的解释。长发说我是老师，知道很多。长发还说，重复使用针头确实很容易传染艾滋病。

　　第二天下午，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垢甲的血奴说，当天卖血的时候，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致使卖血一度中断。后来，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也要求更换针头，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

　　此后，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艾滋病，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

　　我几乎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我知道，没有知情人的帮助，我很难逃出去。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就是长发了。

　　然而，长发会不会帮我？

　　我在厨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给厨师当下手，剥葱剥蒜，劈柴端炭，日子过得很清闲。然而，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夏天快要到了，我也该走了。我要写稿赚钱，要打电话给家里，而这么长时间里，我已经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经常来给厨房送菜的是那个三轮车夫，就是那晚接我来的那个三轮车夫，他性情憨厚，见人不说话先微笑，神情显得很谦卑。他一个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书，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而妻子几年前患病去世了。他每天很早起床，蹬着这辆破三轮车，到处揽活，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即使这样，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也来卖血。现在，全国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了孩子的学费负担，没有了各种税费，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吧。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不知道三轮车夫的名字，每次都是喊他老哥，老哥是北方人对自己所尊敬人的通用称呼。

　　老哥一生受过很多苦，出生在官方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养不活他，被父母扔在了野外，后来又被一个过路人捡拾了，这个人又将老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老哥就一直在这个亲戚家长大。所幸的是，老哥来到那个亲戚家的当年秋天，粮食就获得丰收，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然而，接着文革就开始了，农民们兴修梯田，广种薄收，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斗争批判，学习文件，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沿。老哥说，那时候的苦日子漫漫无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农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老哥说，那时候的农民干劲十足，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他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然后，日子越来越好，家中盖了房子，孩子上了学……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老哥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只想平安活着，只想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