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奴的“生产率”

　　下午，六张身份证办好了。每张身份证上都是同样的一张我的照片，而名字不同，出生地址不同，身份证号码也不同。我捧着这些身份证，惊讶万分。

　　我曾经办理过身份证，专门回到了我工作过的、户籍所在地的那个小县城，我拍摄了照片，然后警察把照片和相关资料输送到电脑中，这些资料会传送到省城公安厅，每个人的身份证要由省级公安部门查验，然后由他们统一制作，并传输上网，再下发。这样，你拿着身份证，走到全国各地，只要在网上查找，就能找到你的相关信息。我是在三个月后才在小县城领到了自己的身份证，而在这里，两个小时内就能办好身份证。

　　身份证代表着自己的身份，也有自己历史的相关记录。网上追逃，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能找到犯罪事实。我们经常坐火车的时候，会在进站口看到警察拦住旅客，查验身份证，然后在一个手机模样的东西上面输入姓名或者身份证号码，这样就能很快看到相关信息。这些都必须是真身份证，而假身份证就无法查找了。

　　在现代社会里，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出门住宿需要身份证，领取邮件需要身份证，办银行卡需要身份证，买房结婚需要身份证……有的假证办的确实精密，能够蒙骗一些工作人员，在银行开户，领取出邮件。还有的罪犯依靠一张假证，改名换姓，逃脱罪责。我曾采访过的网上逃犯，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变换姓名，学习厨师手艺，后来在大酒店里做厨头，居然成了百万富翁。还有一位男子，潜逃后，另办一张身份证，从事IT，几年里也挣到了万贯家产。但是，法网恢恢，这两个逃犯最后都被抓获了。后来我觉得他们太不值了，既然有这么聪明的脑瓜，这么好的潜质，为什么要去犯罪呢？走正当之路，不是仅仅几年就炼成了百万富翁吗？

　　他们的假证确实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要不，他们也不会蒙混几年才被抓获。但是，我手中的这六张身份证，质地低劣，又脆又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此前此后，我都暗访过假证贩子，一张身份证收费50元，这是第一代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则收费100元，贩子们说第二代身份证要做防伪标识。而我手中的这六张身份证，收费只要30元，每张5元。穿着西装的假证老板说，这是这里的“官价”，他多中取利。

　　临出门的时候，西装给了我一张名片，他的名片印刷非常精美，拿在手中，手感远远胜过我的假身份证。名片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某某商店/环球办证中心CEO/高XX”。

　　那一年，中国企业为了和世界接轨，很多称谓都改成了国际惯用称谓。那一年，也正是CEO开始猖狂运用的年代，它本来是指首席执行官（ChiefExecutiveOfficer，缩写CEO），又称作行政总裁、总经理或最高执行长。这一称谓进入中国后，就变了味。我曾经收到过不下十张名片，上面都有CEO，有的是烟酒店的店主，有的是杂货店老板，还有的就是一个杀猪的……这样的名片让人啼笑皆非。

　　三轮车将我拉到居住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远山近水，静默无语，树影疏淡，炊烟袅袅，高高的天空中，有几只鸟的翅翼无声划过，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然而，没有人知道这里掩藏的血腥罪恶。

　　我回到房间，看到同寝室的四个人都在，他们刚刚吃过晚饭，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地铺上，有的用手指抠着脚趾甲；有的无神地望着门外；有的用手掌在干瘦的身上揉搓，一搓就会掉下一层垢甲；还有一个和我床铺挨着的，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好像很有心思。

　　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坐稳，血头肉瘤就走过来了。他站在门口，他不屑于走进这间散发着异味的房间，他指着我说：“89号，明天你上班。”说完，他就离开了。我的编号是89号。在这里，血头称呼每个血奴都不用名字，都是用编号或者外号，就像囚犯一样。

　　抠脚趾甲的停止了动作，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个勺子的形状，他问我：“你是什么血型？”

　　我说：“O型。”

　　勺子说：“我也是O型，明天一块去。”

　　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做《白求恩大夫》，说的是八路军伤员需要输血，白求恩让抽自己的血，他说：“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了这种血型可以给所有血型的人输血。在这里，O型血的血奴卖血最多。

　　勺子说：“我一月要卖血十几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证。”他挽起胳膊，让我看他两条手臂上的针眼。手臂上，针眼密密麻麻，就像是包了一层纱布。

　　我问：“你隔一天就去卖血，护士难道认不出来你？”

　　勺子轻蔑地垂下嘴巴，嘲笑着我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谁管谁呀？只要你愿意卖，他们巴不得买。400毫升血只给我们200块钱，你知道他们卖给受伤需要输血的人，会要多少钱啊？一倍还不止！”

　　我说：“即然这样，还办什么假身份证？浪费我们的钱。”

　　搓着身体的那个人接过话来说：“身份证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害怕我听不懂，他又说：“血站的人总得给上面一个交代，要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个身份证的人一月只卖了一次血，他们也说得过去。”

　　望着门外的那个人，一直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聋哑人。每当需要他卖血的时候，血头拉起他的胳膊，手指戳在他的血管上，他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跟着别人上车了。

　　在这里，每天黄昏的时候，血头都会出现在这些房间门口，通知第二天哪种血型的人去卖血。而血头的消息来源，则是血霸。血霸的信息则来自于那些血站。血站会在当天收完血后不久，就电话通知血霸，第二天会需要什么血型的血。那时候，手机还是一个稀罕物件，有手机的人都是大款，血霸们都是大款，所以他们都有手机。大款喜欢上街打手机，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要打手机。大款边打手机边散步，成了那时候大街上的一道独特景观。那时候的手机像块砖头一样沉重，比对讲机还要大几倍，拿在手中招摇过市，倍儿有面子！血霸们不仅仅有一个手机，而是有好几个，他们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挂成一排，像挂着一排手榴弹，他们这样从大街上走过来，腰悬一排手榴弹，那种得意的神情和场景，让很多人多年后还能记起来。

　　抽烟的那个人少言寡语，一副很愁苦的样子，勺子说：“来新人了，发一支烟嘛！”他缓慢地从口袋里抽出烟盒，抖抖索索地弹出几根，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人一根。我看到这种香烟仅仅两元五角一盒，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卖。这种劣质香烟也是血奴们最常抽的一种香烟。

　　勺子抽完香烟后，从席子下面摸出了一个小瓶，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仰头吞了下去。

　　我想，莫非勺子有病？有病怎么能卖血？这种病血能够检查出来吗？血站会收病血吗？

　　血奴们睡觉都很早，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他们一躺下去，就响起了嘹亮的鼾声。那天夜晚，我还是睡不着，思量着怎么脱身。跑吧，门外就是几只比饿狼还要凶猛的恶犬，这种身体庞大的狗，绝不是城市里那种养在居民楼里的性情温顺的宠物狗，这种狗疾如闪电，力大无比，它的攻击力顶得上一只金钱豹。再说，就算偷偷跑出去了，没有恶犬追击，这样漆黑的夜晚，不辨方向，我该去哪里？就算走对了方向，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别人，还会被抓回来。那个蹬三轮车的人不是说了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无处可逃。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桂河大桥》，日军把盟军战俘押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战俘想逃也无法逃脱，因为离开战俘营后，遇到的是炎热、饥饿、焦渴、猛兽、土著人等等危险，这些比日军的皮鞭更加可怕。

　　无法逃脱，那明天该如何应对？我在焦急地思虑着。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绵羊，被关在除夕夜的栅栏里，听着栅栏外的炮竹声声，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凄凉，当别人欢天喜地庆新年的时候，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头痛欲裂，这是好几天没有安心睡觉的结果。后来，也许到了下半夜，我朦胧睡去了，感觉只是打个盹的功夫，门外就响起了血头愤怒的叫骂声，好像谁踩到了他的大拇脚趾一样气急败坏。勺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推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

　　我和勺子，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慢慢走向外面，走向一辆停驶在黑暗中的卡车。

　　几分钟后，我和血奴们站在汽车车厢，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向血站。黑暗像大海，汽车像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车厢里不时响起叫骂声，不是谁踩了谁的脚，就是谁碰了谁的头。还有一个人叫声哎呀，被挤出了车厢，掉落在了路边，幸亏没有摔伤。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着，我如何才能逃过这一次劫难。

　　这天到得比较早，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血站的人，我们在朦胧的天光中站好队伍，大家都沉默寡言，怀揣着自己的心思。有人怕冷似地蹲坐在地上，抱着双膝；有人拼命抽烟，烟雾包裹着一张铁青色的没有洗干净的脸。我的前面是勺子，勺子刺溜刺溜地吸着鼻涕，手指有些哆嗦；后面是哑巴，他的眼神在清冷的天光中显得有些慌乱。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有些紧张，毕竟这是自己身上的血液，毕竟这是自己身体的一个组成部门，而现在就要被抽出来，送给别人。

　　昨天，勺子和哑巴都没有卖血。

　　我悄悄问勺子：“你怎么一月就卖十几次血，这样身体受的了？”

　　勺子叹口气说：“没办法，没钱啊。再卖上一些时日，就回家去。”

　　勺子卖血已经七八年了，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北向南，他这些年也没有和家人来往，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也忘记了家乡的面貌，家乡在她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冰冷的地址。

　　七八年的卖血生活，彻底掏空了勺子的身体，让勺子虚弱得像个稻草人，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不卖血的时候，他就躺在地铺上睡觉，一天又一天，他的生活失去了任何乐趣。他不能跑步，一跑步就会头晕，就会摔倒。摔倒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爬起来。这样的身体也不能再卖血了，再卖血就会死在血站。

　　我又问起了哑巴的情况，勺子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哑巴的情况，只是听哑巴的一个同乡说，哑巴是逃避债务才跑出来卖血的。哑巴家在非常偏僻的乡下，三年前，哑巴借了很多钱娶了一个漂亮老婆，可是结婚的第三天，老婆就不见了。债主上门索债，哑巴没有钱还债，就跑出来卖血。

　　哑巴能娶到漂亮老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骗局。有一群婚姻骗子专做哑巴这类人的“生意”。这个诈骗集团里有老有小，有男有女，他们分工明确，专门骗乡村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他们的骗术是这样的：第一步，媒婆上门，要求给光棍介绍对象，说认识一个女子，家境贫寒，在偏远山区，彩礼比较高。常年孤身一人的光棍看到媒婆上门，自然喜不自禁，对媒婆的要求满口答应。第二步，媒婆在领取了光棍一笔不菲的跑路费后，会将女子和女子的父母带进光棍家，光棍又得大出血，送给女子“见面费”和女子父母“看家费”，还要支付女子一家人的来往车费。还有的骗子为了安稳光棍，让骗术继续实施，当天晚上，女子会和光棍“偷偷”住在一起，尝到甜头的光棍自然就不会起疑心了。第三部，举行结婚仪式，光棍要支付“彩礼费”，仅仅这一笔就是成千上万元，这些钱在偏远的农村，可能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当天晚上，“新人”入洞房，第二天，“岳父岳母”和媒婆离开。第三天，最迟到第五天，新娘就突然消失了。她会在一个不远的地方，与另外的人会合，去到下一个偏僻村庄继续行骗。

　　北方很多地方把这种行骗方式叫“放鹞子”，这种行骗方式非常古老，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还能看到。

　　这种行骗方式也让哑巴中招了。

　　哑巴又聋又哑，但是他心中雪亮，看到我和勺子在说话，不时地看着他，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就疑惑地盯着我们，嘴角挂着模棱两可的微笑。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就不再说话了。

　　天空越来越亮，太阳爬上远处的山巅，羞怯地露出了半张脸，就像一个躲迷藏的孩子。几辆手扶拖拉机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来了，像倾倒货物一样，将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门口。护士们来了，穿着白大褂，一个个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她们从血奴们的面前走过，连他们看都不看；血奴们敬畏地看着她们——这些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人群里鸦雀无声。

　　太阳就像一块干牛粪，将血奴们浑身都烤得暖烘烘的。有人脱下了毛衣，有人把裤脚挽起来。护士们开始工作了，排好队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动，我的前面是勺子，他已经一只脚站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勺子下来就是我。我该怎么办？

　　勺子走进去了，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张凳子上，那张凳子异常古老，已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闪亮。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臂青筋暴露，像蚯蚓一样。他的手肘下是护垫，护垫里塞着坚硬的棉花，护垫因为和无数的手肘亲密接触，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像一块还没有来得及清洗的尿布。

　　我跟着勺子走了进去，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我看到了护士身边坐着的血霸，他正悠闲的抽着烟，微微眯缝着眼睛，桌子边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盒中华牌香烟。那时候，这两样东西最能代表身份。在我之前，我们那座小县城里还有一个人出去当记者了，他是县委一个部门的合同工。有一天，他回来了，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梳着那个时候的“领导头”，头发统一梳向后面，露出耳朵。他走进县委大院的时候摇摇晃晃，俾睨四方，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一盒中华烟。后来在我也做了记者后，才知道他在一个地市级小报里做广告业务员。

　　这个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个血霸，这个血霸比那个血霸苍老，他们都同样地脸型瘦削，但看起来他比那个更阴险。他的眼光很毒辣，落在你的身上，像剔骨刀一样，将你的骨头磨得窸窣作响。流氓就是流氓，尤其是那些老流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露出本色。

　　护士拿起针管，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将针头刺进了勺子的血管里，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沉默了。一股血液，像蛇一样顺着针管，飞快地流进桌子旁边的塑料包里，塑料包放在磅秤上，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无准备的磅秤上，让磅秤的指针突然沉下，又向上回复。秤盘也开始摇晃起来。勺子的耳根突然颤抖了一下，他一定很疼痛。

　　勺子抽完血，站立起来，用棉签压着血管上的针眼，向外走去。轮到我了，我只要跨出这一步，只要坐在那张古老的凳子上，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样，连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捅进脖子里。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我闭着眼睛，浑身哆嗦，就像受到了极度寒冷一样。我感觉到勺子俯下身抱着我，一声一声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感觉到血霸也站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大声叫骂。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很多双手抱起了我，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我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晕血，没事的。”

　　我不是晕血。我从小就一直胆子很大，我爬上过五六十米的烟囱顶上，那个烟囱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我以后回想起来才感觉到害怕；我还一个人走过几十里夜路，乡村的夜路经常有狼虫出没。我从没有害怕过。小时候和人打架，被人打得满脸是血，我也没有害怕过。

　　我是装的。

　　我憋着气，憋得非常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才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气，我消瘦的胸腔上，肋骨根根凸起，像琴键一样，而此刻的我就是一架风琴，充满了忧伤和哀愁。

　　血霸走出来了，他穿着皮鞋，他狠狠地踢着我，叫骂着，我一边躲闪着他残酷的皮鞋，一边解释着。长发从人群中走出来了，他用当地方言向血霸说着什么，血霸停止了咆哮，气呼呼地甩打着刚才因为踢我而沾上尘土的裤脚。

　　长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我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长发心存感激。

　　那天回来后，我一直坐在房间里，没有吃饭，也没有人叫我吃饭。没有卖血，我感觉对长发充满了愧疚。然而，如果卖血了，我可能就会感染上某些病菌。听说经常卖血的人，像吸毒一样也会上瘾，几天不卖血就会难受。卖血也像卖淫一样，让人变得懒惰，明知道卖血是在透支生命，但是想着这种不用劳动就能获取钞票的生活，仍然心甘情愿去卖。

　　这次又侥幸逃避了卖血，然而，下次我该怎么办？寻找什么借口？

　　我想离开，然而在这里路径不熟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我想，也许长发能够帮忙。

　　我正想着长发，长发就出现了。他来到了门口，和血霸一样不愿意走进来。这间房屋太脏了。我知趣地走出去，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看着长发，又惶惶不安地低下头。长发还是早晨那句话：“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

　　我不言语。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轮奸的少女，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轮奸者的责怪。但是，我知道长发和血霸他们不一样，长发身上还有尚未泯灭的人性。

　　长发说：“我给老大说了，你以后就在厨房做饭吧。有需要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讲课，你是老师，会讲好的。”

　　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直到长发走远了，我才几步跨进房间里，蒙着被子大笑。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然而，血奴们还要听什么课？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