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就在小兰死亡后不久的一天，小雯也出事了。

　　小雯出事的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冬季少有的一个好天气。我走在大街上，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我，让我感到通体透亮，轻盈舒畅。一只乌鸦站在街角的一棵柳树上，长声聒叫，长长的尾翼一起一伏。10年前，城市中偶尔还能见到这些鸟类。而10年后，它们绝迹了。它们飞翔到了更遥远的人类无法触及的地方。北方的森林和南方的海岛。

　　我正凝望着乌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报社通知我去火车站采访。那里，警察准备去查封一家旅社。而报料人是派出所的通讯员。

　　我急急忙忙登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车厢里很拥挤，散发着一股大蒜的气味。而公交车又很破旧，一路都在哼哼唧唧，就像一个哮喘病人。车厢里一个坐在老弱病残专座的胖女人，用纯正的普通话说：“这种车还在用？要是在我们北京，早就报废了。”这句话让我对北京充满了无限崇敬。我想，北京一定比我们这个省城漂亮很多倍。

　　我很快就忘记了那只乌鸦。我一路都在想着和警察一起去查封黑窝点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知道，火车站的店铺，没有几家不是黑店。

　　到了火车站，找到了那家地下旅社，看到两个警察站在出口，他们看过了我的证件后说，警察已经进去了，正在查封。

　　我跑下台阶，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蹲着一排衣着短小、披头散发的女子，一名警察正在给她们训话。最边上的一个女子抬起头来，我惊讶地看到，她是小雯。小雯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不安。她看到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然后，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小雯的丈夫，那个又黑又瘦，像一个饿死鬼一样的男人，他和另外十多个男子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他的脸上满是木然。他看到我，又冷漠地转过头去，他已经忘记了我。

　　我突然想起了街角柳树上的那只乌鸦。小时候在农村经常听老人说：“喜鹊报喜，乌鸦报忧。”信夫！

　　当天下午，在车站派出所里，一名警察解说了案情。

　　昨天夜晚，一个外地游客来到火车站，拖着拉杆箱，箱子里放着两万元钱，这名游客准备用一月的时间游览西北几座城市。那时候，使用银行卡的人还比较少，就算有银行卡，在西北一些边远的小城市，也无法找到自动取款机。

　　这名热爱大自然的年轻驴友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名拉客女，拉客女号称她所服务的酒店提供一切优质服务，包括代订机票车票，按摩洗浴，棋牌娱乐等等。年轻驴友相信了，跟着拉客女来到了地下旅社。

　　一走进地下旅社，看到那些散发着霉烂气味和脚臭气味的小房间，年轻驴友就意识到上当了，要求出去，但是遭到拉客女的纠缠，接着，小雯丈夫和几个穷凶极恶的男子出来了，故伎重演。年轻驴友的两万元被抢光了，还遭到一顿毒打。

　　年轻驴友被他们赶出了地下旅社，很快就被淹没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们以为这次会像此前的很多次一样，平安无事。但是，他们低估了年轻驴友分辨方向和辨识路径的能力。一名巡逻的警察过来了，年轻驴友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很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出动了，查封了这间地下旅社。

　　采访小雯是我在这座北方的城市所做的最后一次采访。在派出所那间滞留室里，小雯向我说起了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她说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做什么都比做站街女好。”小雯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生活，她会在老家大凉山的寨子里，唱着山歌，和一群女孩子在山脚下的溪水中洗衣服。外面的世界有着太多的诱惑，外面的世界又有着太多的危机。

　　那天夜晚，我回到报社，刚刚写完稿件，提交给编辑部，主任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准备去南方了，你去吗？”

　　我想起了我刚刚进入报社的那些场景，主任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吃面条，主任抱着暗访乞丐群落回来的我泪流满面……士为知己者死。我说：“我也走。”

　　几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南方一座城市，开始了另一种奋斗人生。

　　大概是在三年前，有一次我去这座南方城市的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看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躺在过道边的长椅上休息，把报纸盖在脸上。就在我朦胧睡去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身边有人说话。

　　一名女子说：“大叔，您看什么病？”

　　一个男人苍老的声音说：“身体不合适，腿脚老是疼，医生检查说是骨肉瘤。今天来换药。”

　　我心中一惊，骨肉瘤就是恶性肿瘤，是癌症。我一下子睡意全无。

　　女子说：“我去年也是得了这种病，花了很多钱，都没有看好。后来，在一个乡亲的介绍下，去了附近一家医院，花了很少的钱，就看好了。”

　　我听了，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操蛋！癌症你们居然也能治好。这分明是一个可恶的医托啊，这是赤裸裸的骗子。我拿掉脸上的报纸，想呵斥几句这名医托，突然惊呆了，面前的这个人浑身滚圆，她居然是小雯。

　　和几年前比起来，小雯一点也没有变，唯一的变化是脸上多了几道皱纹。

　　小雯也看到了我，脸上带着惊喜与愧疚。

　　这座城市曾经是全国打工者都很仰慕的圣地，人们赶往这座城市，就如同过江之鲫。几年前，这是一座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当我来到这里淘金的时候，小雯也来这里淘金。

　　小雯说，在火车站被抓后，她被劳教了一年时间，放出来后，她生活无着，去找郎中，她恨死了妓女生活，她即使去死，也不愿意再去做妓女。

　　当时，郎中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用高锰酸钾和红霉素换来了百万身家，他的手下有了几名医生和护士，他们中有的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平生最擅长用止疼片和红汞碘酒；有的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嘴上功夫比医术更为高超。

　　郎中收留了她，让她做了诊所里一名清洁工。

　　后来，北方的那座城市大力整顿医疗市场，郎中没处安身，就带着这一帮子走江湖的人，来到了南方这座城市。在南方，他们挂靠着一家著名民营医院，给那些送上门来的傻傻的患者治病，但是，生意总是入不敷出。

　　后来，郎中考察了多家民营医院后，深受启发，就让医院所有勤杂人员，走进国立医院里，当医托拉客。

　　小雯就这样做了一名医托。

　　也是在见到小雯的那年冬天，春节前夕，我去北方那座城市采访，又一次来到了那条罪恶之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会来到那里，我不知道昔日的那些妓女们都怎么样了？她们一定变老了，她们还在吗？

　　那条城中村的街道已经被彻底拆除，代之而来的是一幢幢摩天大楼。大楼里出出进进的是衣着光鲜的办公室白领，和穿着制服的保安。当初的那些妓女们，她们去了哪里？她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几年前，我关于这座城市，关于这条街巷的所有记忆，已经被岁月抹去。

　　我有些伤感。

　　我独自在街边走着，走进了路边一间小商店，突然看到了站在柜台后的唐姐。唐姐脸色白皙，发髻高挽，容光焕发，和几年前的邋遢相比，判若两人。唐姐也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

　　唐姐说，就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年，这条街道被拆迁，妓女们都做鸟兽散。她做了几年站街女，没有存到多少钱，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就从家中亲戚处借了几千元，开了这间小商店，一直经营到现在。

　　“堂堂正正做人，最好！”唐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