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座独立房子是酒吧。

　　里面也有超现实的光怪陆离的陈设。比如，一双超大尺码（三四倍寻常鞋子那么大），特别定制来，随意放在酒吧的地上。再走山坡路，到了他的书房。这里有些陈列，不多的手稿，不同版本的诗集。有一本中文的，台湾早年出的《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但没用这个名字。没有简体中文的书。想了一下，要把背着的这本《诗歌总集》留在那里，再想，这十多天里读什么呢？便把这念头打消了。

　　最后的节目，是看一段有关聂鲁达生平的视频。其实我不太需要看这些东西。一个诗人出名了，他在演讲，他在领奖，他在喜欢他的读者中间，他在享受成功的荣光。我倒宁肯去读他那些诗，宁肯知道他的诗歌背后那些磨砺、那些痛苦。那是诗人的盐。聂鲁达就喜欢在诗里写到盐。

　　盐取代了崇山峻岭的光辉，/把树叶上的雨滴，/变成了石英的衣服（《大地上的灯》）

　　但在这段视频中，有最大的一撮盐。那一年，我十三岁，在中国报纸上读到过这个故事。左翼的阿连德总统被发动武装政变的右翼军人包围在总统府。阿连德总统誓死不降。从中国报纸上读到的消息是，阿连德总统手持冲锋枪战死。自那时起，阿连德在我心中就是一个英雄形象。现在，这个过程在一段黑白视频中真实呈现出来。总统府正被政变军队围攻。地面是坦克大炮，空中还有战斗机低空掠过发射火箭弹，总统府被滚滚硝烟笼罩。看到当年一条遥远传说一样的消息变成了残酷的战争实景，我尝到了盐的苦涩，感到了某种盐一样的结晶硌着神经的痛楚。这是1973年9月11日，那一年我十三岁，阿连德总统在硝烟中倒下。仅仅十二天过后，9月23日，聂鲁达病逝于圣地亚哥。可以补充一点材料。聂鲁达曾于1969年成为总统候选人，后退出，转而支持阿连德竞选总统。后在阿连德政府中出任驻法国大使。他辞任大使回到智利一年后，政变发生，诗人辞世，时年69岁。

　　解说词说，自1973年政变发生，聂鲁达逝世后，故居也毁损，后来……后来，遗孀乌鲁蒂亚在政治生态允许后，其余生就致力于这所毁败建筑的恢复。也就是说，故居中很多物件也不一定是当年的旧物件了。如此说来，这故居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倒不如说是一个女人对一个人、对一个时代的深长记忆。想到这些，我在这诗人故居中走动时，颇有些怪异的感觉。是在一个随心所欲的现代派建筑作品中穿行，还是失陷于一个诗人光怪陆离的梦境？但至少，这幢故居纪念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仅仅不过是爱情，在一个气泡的/空虚里，死亡的街道的爱

　　情，/爱情，当一切都死了的时候，/只给我们留下了燃烧的角

　　落。（《我是》）

　　回程中，见到一幢威严的殖民时期宏大建筑。就是刚才故居视频中被坦克轰飞机炸，当任总统死在里面那个总统府。当年政变领导人很快就修复了它，自己搬进去当了智利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朋友问我要不要下车，我说算了。只是让车缓行。总统府门口，无风，国旗低垂。卫兵们正在换岗。卫兵们肤色黝黑，又有西班牙人的鲜明轮廓。这种西班牙风格的广场上少不得会有一尊雕像。

　　南美大陆，这样的广场上多立着马上英雄。这里的金属雕像早已氧化成黑色，却不知他姓甚名谁，想必应该是该国独立时期的开国英雄吧。

　　次曰夜里，在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作一个演讲，题目是早定好的，《聂鲁达召唤我来到拉丁美洲》。

　　年轻时就喜爱聂鲁达。有一阵子喜欢的程度仅次于惠特曼。后来慢慢不读了，但这次出行，拿起来还不觉得这中间已经隔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

　　我去某国某地旅行，不太读那些旅行指南一类的东西。而愿意读他们的文学。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了巴叽的游客。

　　这样的讲法，也可让异国听众明白，如今的中国人真的是虚心学习，不光学欧洲和美国，地无分远近，国无分大小，有好的，我们都学。相较之下，中国的东西他们真学得不多。来的人不少。讲座后提问也大致靠谱。

　　只有一个秃顶先生，很客气的样子，期期艾艾地说，他不同意我在讲座中说阿连德是个英雄。他说，阿连德是自杀的，一个人就不应该自杀。我回答他，我以前知道阿连德是战死的，但即便自杀在我心目中也还是个英雄。我问他，你说他不该自杀，是基于宗教理由吗？秃顶先生说不是宗教原因。我说，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人家出于宗教理由你还去和人争论。宗教是定见，你跟别人争什么呢？你说不是就好办了，那你为什么说他不该自杀。秃顶先生说那不等于放弃了社会责任吗？我说，好家伙，人家飞机坦克地上来了，就是剥夺你这个责任能力，自杀，不投降，不自取其辱，非常了不起了。

　　智利的晚饭是真正的晚饭。讲座完，大家还喝了些红酒，闲聊一阵，九点钟，这才开拔去吃饭。桌上有两位智利当地作家，说同意我对阿连德的看法。他们说，当年总统府被进攻的时候，阿连德总统通过广播对全国讲话，声明不会向叛军交出权力，不会活着走出总统府。如今，世界大幅度右转，当年如阿连德这样的壮举也成为质疑与解构的对象了。马尔克斯在诺奖颁奖礼上的演说中针对强势的西方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毫无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其实，在这一点上，西方迄今并无任何明显的改变。我们还应该记得，阿连德总统牺牲后，并不是智利人的马尔克斯曾封笔五年，用文学罢工抗议这场军事政变。直到1982年，马尔克斯在他名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诺奖演说中，还对这一事件念念不忘：“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那时，阿连德和聂鲁达逝世已经近十年了，但马尔克斯没有忘记他们。近年来，中国对聂鲁达的翻译几乎停止。我手里这本诗集完成于1949年，所以我不知道以后关于这次政变，聂鲁达有没有写过诗歌。但他在这本诗集《背叛的沙子》这首长诗里，把拉美诸国独立后迅速背叛人民的强权统治者全部写了一遍。这首诗中有一节《寡头政治》：

　　旗帜上的血迹未干，/兵士们还没有睡觉，/自由就改变了

　　服装，/变成了财产和家当；/从刚刚播种的土地里/出来一个阶

　　级，一伙/佩着纹章的新贵，/既有警察，又有牢狱。

　　在智利的这些日子，还有一些我认为有趣的事情值得记录下来。

　　去一个葡萄酒庄参观。冬天，架上的葡萄藤都枯萎了。园中很多树。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树，都长成了世世代代就扎根在这里的样子。其中有一株玉兰树，我说，这树的故乡在中国，但导游认真告诉我，园中有记载，这树是从美国来的。

　　驱车一百多公里去瓦尔帕莱索。

　　聂鲁达说：“圣地亚哥是被冰雪高墙囚禁的城市。瓦尔帕莱索却向茫茫的大海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