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景。

　　高大的悬铃木落尽了叶子，剩下很多黑色的果子在枝头无声悬垂。另一条街，橡木挂着更多的果实。这似乎是来自中国的树木，但与那些老建筑配搭在一起，似乎已经在这里站立了百年千年。

　　聂鲁达就是在这个城市里开始了他的诗歌之旅：

　　后来我来到了首都，迷迷糊糊地乃参透着烟雾和细雨。/这

　　几条是什么街？/1921年的服装挤挤攘攘，/在煤气、咖啡、人

　　行道的强烈气味之间。/我在学生里面生活，不能理解/四周的

　　墙壁专注于我，每天傍晚/在我可怜的诗歌里寻找树枝。/寻找

　　失去的水滴与月亮。（《我是》）

　　街景。

　　来来往往的人。表情生动，形态多样。带着不同种族或者明显或者隐约的印记，但没有我料想的那么多印第安人印记。这也是有缘故的。这里不是古代印加帝国的中心。人口相对稀少。加之当地印第安部落非常强悍，不畏生死，对入侵的西班牙殖民军拼死抵抗，战后，剩下的人口就更加稀少了，并退到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带。今天，土著居民在整个国家占比也就百分之十左右。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聂鲁达以及与他差不多同一时代的那些拉美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和马尔克斯他们，其实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不仅血缘上是，文化上更是如此。即便是血缘也有过一些印第安血缘的渗入，但主要还是来自老欧洲的血缘。

　　文化意识中主体的部分还是欧洲文化的底子，但他们从什么时候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变化：

　　认为自己直接上承了印第安文化的传统，并将其视为树立自己拉丁美洲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从自己这一代开始，还是从更早的拉美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时就已经萌芽？无论如何，找到这个立场，他就找到了真正的诗歌。

　　我，泥土印加的后裔，/敲着石头，说：/是谁/在期待着我？

　　(《大地上的灯》）

　　在没有名字的亚美利加深处，/是在令人头昏目眩的/大水之间的阿劳科人，/他们远离着这星球的一切寒冷。（《大地上的灯》）

　　聂鲁达身上会有一点阿劳科人的血统吗？或者别的印第安族群的血统？我只是这么小小地猜想一下，而不是要去对他作血缘谱系考察。记得看过一篇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文章，他问聂鲁达这个殖民者的后代，什么时候成了印第安人的代表？希梅内斯作为曾经的南美殖民地宗主国的诗人，对聂鲁达、对聂鲁达们这种拉美本土意识的产生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我对他们这种意识的产生由衷敬佩。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的多民族国家里，这个国家占主体的知识分子，基本意识还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文化的。而聂鲁达和他同时代好些作家诗人，他们试图唤醒、使之复兴的美洲文化却正是几百年前他们来自西班牙的祖先们必须灭之而后快的。他们在反抗殖民文化的过程中，却因此感到耻辱。

　　他们没有选择站在祖先一边，而是选择站在被他们的祖先蹂躏的文化一边。聂鲁达在诗中所鞭挞所控诉的正是他们祖先的暴行：

　　科尔特斯没有老百姓；他是冰冷的光；以也是甲胄里一颗死去的心。/“我的王上，那里都是肥沃的土地，/还有庙宇，印第安人的手/给它装饰以黄金”。……于是他用匕首冲刺着前进……(《征服者》）

　　阿尔瓦拉多，用爪子和刀子/扑进茅屋，摧毁了/银匠的祖业，/劫掠了部落的婚姻的玫瑰，袭击了氏族、财产、宗教。以也是盗匪收藏赃物的箱柜；以也是残废的不露面的猎鹰。（《征服者》）

　　主教举起了手，^兑着他小小上帝的名义，/在广场上焚烧这些书籍，/把无穷的时日/所磨损的篇页，化成了轻烟。（《征服者》）

　　我在安详宁静的圣地亚哥城中行走时，心里回荡着这些诗句。这些诗句记录和反省的是这片南方大陆上演过的真实的血腥历史。

　　午饭，在一家中餐馆。本来，到一个地方该品尝当地食物，但在三十多个小时的连续飞行后，一路吃着美国联合航空的飞机餐，特别是下飞机前的早餐，一份蔬菜沙拉，一份冷牛奶泡麦片，这个胃确实在呼唤中国式的热乎乎的东西。

　　孔子学院安排周到，请来聂鲁达基金会的塔米姆先生。他送我一本基金会会刊。那上面罗列着基金会的主要工作：组织诗歌活动，资助诗歌出版。我关心的是基金会资金的来源：是社会捐助还是政府拨款。他说，没有政府拨款，会有一些社会捐助。主要的收入来自聂鲁达故居的门票收入。聂鲁达故居在智利一共有三处。一处在黑岛，一处在瓦尔帕莱索，一处就在圣地亚哥城中。塔米姆先生说，这三处故居一年共有三十万人参观。我帮他算了笔账，光门票收入一项，一年就是人民币一千多万，足可支撑基金会的良性运转。我说，我也要用参观故居的方式为聂鲁达基金会增加一些收入。塔米姆笑笑，没有说话。

　　我想这符合聂鲁达的意思。他在写于1949年的《我是》这首诗中就写了两节名为《遗嘱》的诗，就表达了要惠及年轻诗人的意思：

　　我把我的旧书，/从世界上的角落里收集来的/庄严地印刷

　　令人起敬的旧书/遗赠给亚美利加新的诗人，/他们有一天/会在

　　暂停的嘶哑的织机上/纺织明天的意义。

　　塔米姆戴着围巾，吃热了，解开一条，里面还围着一条。

　　塔米姆有一位素食的女朋友。这让我们说话时多少有些顾忌。她主动说，自己素食并不是由于宗教上的原因，我们就放松了。

　　塔米姆还拿出一张A4纸来，让我题字留念。我写了句倾慕聂鲁达的话。

　　聂鲁达故居背靠有名的圣母山。

　　前面是山间平原上的圣地亚哥城，城的东边，是拔地而起的安第斯山。我们到达的时候，阳光正在驱散浓重的雾气。城市，城市尽头的雪山都渐渐显现在眼前。

　　拐过一条小街，经过了几株巨型的仙人掌、几株树，经过两三面有五彩涂鸦的墙壁，故居到了。我往一扇铁门里张望时，一个过路青年做手势让我继续向前。那个年轻人跟很多我遇见的智利人一样，笑容灿烂。看来，这条街道上的人都知道陌生的游客到这里是要寻找什么。再往前几步，我遇到了一口水井，井里水很充裕，倒映着正在透出蓝色的天空。

　　再前几步，是几级半圆形的阶梯，透着点古希腊风格圆形剧场看台的味道。阶梯后竖着的几根光滑明亮的金属柱子又立即破掉了这种味道。登上这些台阶，绕过金属柱子。这回，我可以肯定聂鲁达故居真的到了。

　　卖门票的前厅，故居的工作人员看有中国人来了，说塔米姆先生来过电话，如果是阿来先生一行，不用买票。故居没有专职导游。

　　每个游客都可以领取一个电子收听器。收听器只有两种语言：西班牙语、英语。小范用收听器，我直接听她把收听器里的话译成汉语。

　　我随身携带的王央乐先生译的《诗歌总集》附录的《生平年表》也提到了这座故居。

　　“1955年，与德利亚•德尔•卡里尔离异。同年，住宅‘拉•却斯科纳’落成，与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女士迁入新居。”

　　这里的人们更乐于说，聂鲁达早在离婚前就与乌鲁蒂亚女士是情人关系了。这座房子当初就是专门为情人所建。这个情人并不十分漂亮，却深懂艺术，深懂艺术家，能够不断给诗人带来新鲜的刺激与灵感。

　　聂鲁达以爱情诗登上文坛，那是流行世界的《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以后，他找到了更宽阔的表达空间，但也在继续歌唱爱情，依然是热腾腾的有身体在场、有身体投入的爱情。

　　你啊，你比蜜甜，比阴暗里/爱恋的肉体，更甜，更无止境；/从另一些日子，你出现，/在你的杯子里装满/沉重的花

　　粉，那么快活/我咬啮女人，我头昏目眩地/从我的力量沉

　　落，我收藏葡萄串，/我出去行走，一个一个地吻，/联结着抚爱，抓住/这个冰冷的洞穴，/这些嘴唇吻遍的腿，/在大地嘴唇之间的饥饿，/以贪吃的嘴唇吞食。（《我是》）

　　不管情形到底如何，这座房子就此诞生了。故居里有一幅风景画。从画面中城东尽头的雪山来看，描绘的正是从这座房子窗前看到的景象。那时，故居前还没有街道，没有密集的建筑，而是一片怡人的点缀着棕榈树的旷野。

　　聂鲁达诗歌风格多样，摇曳多姿。不是固定于一种风格去表达不同的题材（像大多数精雕细刻的诗人通常做的那样），而是根据不同题材的需要尽情地自由地运用各种修辞。他这种随心所欲、自由不羁的做派也体现在他居所的建筑上。这座住宅是由他自己设计的。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匠心，也就是随性所至，随物赋形而已。眼前这所房子，如果选址稍低一点，本来可以建得规整有度。

　　但他偏偏选择了平地尽头的山坡。而且这山坡还颇为陡峭，应该在三十度以上吧。从右手进入院门，先得稍微往下几级。那是一座狭长的房屋。聂鲁达喜欢海洋，这座房子就模仿了船的形状。从外面看不出船的意思，只觉得房子太过低矮，我这样的个子也要弯了腰进门。进去了，这才真感觉是一艘船的舱房了。长条的桌子两边至少排列着十几把椅子，说明主人是个好客的人，也说明这里曾是圣地亚哥城中一个闹热的去处。现在，椅子上一个人也没有。游客正络绎进入，挤满了房间。他们表情严肃地举着电子收听器，戴着耳机，听着在这个房间里曾经发生的趣闻轶事。餐厅尽头有一扇小门，推开门是一个小房间，里面陈设着一些瓷器。一道狭窄的楼梯旋转而下，我想下去，但被工作人员坚决拦阻了。我的翻译听着耳机，同时把听来的西班牙语给我译成汉语。说聂鲁达有时也烦于应酬，就会趁客人不注意从这道小门悄悄溜走。喔，如果只从他的诗歌看，聂鲁达是喜欢喧闹的，何况，当美食铺陈，美酒在身体中持续发酵，本身就欢快响亮的西班牙语在这狭长的空间中响起，人们纵论诗歌、艺术、政治、爱情，但他还是会有厌倦袭上心头。他打开那扇小门，走下那道狭窄的旋梯，然后，又去向哪里？或许有一个地方可以独自眺望城中灯火，或者是一间密室，没有灯，没有光，只有黑暗，诗人躬身坐下，俯察自己的内心，却看到了幽微的光，看到越来越强的光明。

　　诗人曾经频繁周游世界。这个船形餐厅的两厢陈放着许多诗人从世界各地带回的与海洋有关的纪念品。

　　我得说，这个空间并不特别令人舒服。但诗人执意要让它模仿一条船。人一多，空气都有些污浊了，何况还有声音，尤其是我需要人把电子接收器里的西班牙语翻译给我。

　　这当然有些打扰到别的游客了。我向所有被打搅到的游客表示歉意：笑脸，摊手，对不起。

　　人们都表示非常谅解。一对白人夫妇，很有学问的样子，他们身材高大，在低矮的船屋里不太舒服地弓着腰，表情严肃。我在表达歉意前，他们嘴里就不断发出低微的嘘声，表达歉意后，他们也没有停止。我没办法，我也要参观，我也要听个明白，而且我们已经尽量小声了。我想，唯一的办法是与这样的人拉开距离，但故居就这么大一块地方。

　　尽管刻意规避，但免不了又在一个什么拐角处碰上了。他们又忙于让嘴巴嘘嘘有声。我想，既如此，那就跟定他们吧。既然他们喜欢扮演文明警察而无心参观，那就给他们尽职的机会吧。从此，就一处不落地跟定他们了。

　　本想问问他们是美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但出了故居也就各自散去了。

　　聂鲁达造房子真是随心所欲丨

　　船舱形餐厅是一座房子。出来，坡上，陡峭的楼梯通向另一座房子，墙壁是蓝绿色（也是海的颜色？），有点像塔楼的形状。

　　沿楼梯爬上去，进入一个不规则的房间。空间不规则，家具也故意不规则。站在落地窗前，居高临下，部分圣地亚哥城，以及城背后的安第斯雪山就尽收眼底了。这有点像在船长室中看尽风生水起的感觉。这座房子是孤立的。出门，路径曲折，经过一些花草树木，一丛芦荟正在开花。硕大的花朵呈宝塔形，也可以看作是火炬形，就视看花人怀着怎样的心情了。聂鲁达当年看到此花开放，想必是看成火炬的吧，不论是出于革命的还是爱情的激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