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上篇：在智利

　　2017年6月12日早晨，成都飞旧金山航班。

　　飞机爬升时，朝阳正破云而出。我打开王央乐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总集》，心绪似乎已飞到了安第斯山中，在那些印加废墟层层叠叠的石头上了，甚至闻到了某种味道。那应该是一场雨后石上的青苔味道、森林的味道。

　　飞机飞得平稳了。窗外正是明亮的天空。窗玻璃自动变暗，造成一种夜色深沉的效果。机舱里的灯亮起来，这是早晨，乘务员递上的却是晚餐菜单。餐前红酒和生片火腿，主菜牛排。餐后还有红酒，还有奶酪佐酒。乘务员又来问明早的早餐，是西式的燕麦片还是中式的大米粥。我们逆着地球自转飞行。

　　在机舱中过一个模拟的夜晚。在美国西海岸再迎接一次本月12日的早晨。既如此，我就将它变成一个阅读的夜晚，与聂鲁达的诗共度

　　这个夜晚。《诗歌总集》不是聂鲁达全部的诗，而只是他一部诗集的名字。这部诗集结集于1949年，那是诗人处于逃亡状态中的一年。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这本书就在这里结束，在这里/我留下我的《诗歌总集》，它是在/迫害中写成，在我祖国/地下的羽翼保护下唱出。/今天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在智利，在戈杜马•德•契纳，/在我年龄将满四十五岁的/前几个月。（《我是》）

　　一本书，应该从头读来。但我在二十多岁时常读这本书。知道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打开书，便忍不住翻到结尾先看一下。这也是这本长达七百多页的诗集中最平实朴素的几个句子。拉美作家的这一代人，大部分时候，小说家都是喧闹的，不惮繁复与铺排的，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更何况聂鲁达是个诗人。他这本诗集叙写的都是拉丁美洲重要的史实和真实的地理与人物，但却并不因此使得修辞变得拘束起来。也没有因为受到迫害，而在逃亡过程中变得抑郁与悲观，他还是自由而达观地歌唱着：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在明净的时刻，在寂寞的繁星之下，/我穿过城市森林，/村落，港口；/从一个人的家门走向另一个人的家门，/从一个人的手转向另一个人的手。/黑夜是那么肃穆，但是人们/已经放置了他们友好的信号。（《逃亡者》）

　　那时你赤裸裸地醒来，/被河流画满了身子；/你的潮湿的脑袋伸到高处，/向世界遍洒新的露珠。（《大地上的灯》）

　　我在这个刻意制造的夜晚重新进入了聂鲁达的世界。

　　我手里的这本书出版于1984年。我是在1985年得到了它，阅读了它。有几年，我常常重读其中的一些篇目。再后来，它就成了我书柜里的一个陈列品，一份对青年时代写作与阅读的忆念。我竖起金属梯在书柜中找寻某一本书，看到它时，我会伸手碰碰它厚厚的书脊。这次出行我带上这本书。因为我要去诗人的祖国智利。因为我要去的是诗人写作的祖国拉丁美洲。行前就想，关于智利，该带本什么样的书？对我来说，除了聂鲁达难道还有关于智利更好的书？

　　在这漫长的飞行过程中，我开始重读这本厚厚的《诗歌总集》。

　　这本书，二十多岁时经常背着它外出。尤其是背着它到大自然中去。骑马时，在背上。徒步时，在背上。在那些崎岖的山间公路上颠簸时，它也常在身边。这本书有些旧了，有些页码上还有那时留下的一些特别痕迹：一团黯淡了的青草汁液，一朵花更加隐约的印记。那时，我把花朵夹在他描写爱情的动人诗句中间。那时，惠特曼和聂鲁达是我描绘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教科书。我喜欢那样的风格：宽广、舒展、雄壮，而且绝不让令人悲伤的事实所压倒。那不是简单声张的乐观主义，而是出于对人性与历史的崇高信仰。

　　从机舱里的今夜，到十几天南美之行的路上，我要再次好好读它。我喝了一杯红酒。然后，把座椅放平，打开了阅读灯。

　　《诗歌总集》由十五首长诗构成。第一首《大地上的灯》。写的是殖民者发现和命名之前的拉丁美洲。那时的时代，聂鲁达的说法是：“在礼服和假发到来之前……”那时的世界，聂鲁达的说法是:“我的没有名字不叫亚美利加的大地。”

　　一切开始变得有些恍惚。我读那些描写纵横拉美大地的河流的诗句，恍然真有河流在山影中轰鸣，而不是飞机引擎在轰轰作响。

　　他写低垂于南半球荒野上的星光，我仿佛就躺在那些星光下面，清清冷冷像一块露又像一片霜。

　　醒来，打开的诗集压在胸上。

　　我又举起书来读了一些句子，关于岩石，关于花朵，关于一片大陆所有的一切，我又睡着了。睡在诗歌的情境中。再醒来，我打开了电脑。我突然起意要把沿途读这些诗句和在这些诗句的指引下游历智利、游历南美的经过记录下来。文章的题目或许可以叫《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今天是专业知识与技术泛滥的时代。泛滥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在大地上行走，在人世间体验这种事情也弄出来很多专家。专家看了这样的题目肯定会很光火。一本诗作指南？那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做什么？这次我就冒险犯难一次，不靠旅游指南，而只靠一本诗的指引。

　　时间倒转，离开成都是北京时间12日早晨9点。现在，飞行几小时后，是旧金山时间12日早晨3点。

　　周围还有人没睡。一个人在看一本中文的美国历史。一个金发女人开始看第三部电影。主角都是一个，大嘴巴罗伯茨。这比上次飞行的邻居强多了。那次，一个女留学生，整个飞行途中，十三个小时，一分钟没有休息，看《康熙来了》。还有一对又像教授又像退休官员的夫妇，一起看一部抗日神剧。

　　这些节目都存他们自己电脑里。女留学生还好，高兴处，就自己哧哧发笑。那对老夫妻可就不同了。两个人用一副耳机看电视剧。

　　一人耳朵里塞一只。剩下一只耳朵可不闲着，用来听对方关于剧情的大声讨论。

　　准备睡了。旧金山，早安。至少，这时的人已经上街了。送早报的人也该上街了。不过，互联网时代，报纸日益式微，市民对早上门口有没有一份报纸出现应该不怎么在乎了吧。几小时前还刚看了一条消息，说《纽约时报》又要裁员，裁减编辑人员。

　　我醒了。这是机舱共和国的清晨。陌生的人们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一起睡了一晚，梦挨着梦，两尺不到，却又彼此不会看见。

　　厕所里不断响起冲水声。进去和出来的人都浮肿着脸。

　　舷窗变回透明模式，现出了外面黎明时分的天空。机舱里面的时间和机舱外面的时间同步了。窗外，静止的云海正被曙光一点点照亮。一切都还是冷色调的。本该蓝着的天空有些发灰。本该白着的机翼下方的云海又有些发蓝。一个圆圆的光轮就挂在这冷冰冰的云天之间。我先以为是太阳。后来我自己否决了这个判断。哪有这样发着冷光的太阳？是月亮。此前两三天，晚上在吕梁山中赶路，就见黄土梁后浮着这样一个光轮。

　　上早餐了。冷牛奶泡麦片。

　　飞机向下，扎进了云海。颠簸一阵后，便到了云层下面。现在，上面是云，下面是海。

　　我想算算自己是第几次降落这个机场了。数至第六次的时候，那个我认为是月亮的冷光轮突然放射出耀眼刺目的光线，使海水泛起了金光，给云层镶上绯红的边。原来，它是太阳。竟然，有时候——至少在高空中看去，太阳也不是随时随地都那么光华灿烂。再起飞，是五小时后了。目的地是休斯敦。在那里，也只是再停留几小时，转飞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这才是本次旅途的真正开始。机翼下是美国的大地。靠窗下望，是荒漠，然后那些荒漠渐渐披上绿色，其间闪烁着河流与湖水的亮光。聂鲁达在那首著名的献给林肯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中写过美国：

　　在你树木的钢那样沉重的气息里，/我行走，踩着大地母亲，/蓝的树叶，瀑布的石块，4象音乐那样颤动的飓风，A象修道院那样祈祷的河流。

　　那时，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对苏联抱有更多的希望。但他热爱林肯。意识形态使他描绘的苏联和美国都有失偏颇。远不如他所描绘的智利与拉丁美洲那样充满了真实的感受与情感。这也是今天艺术家与诗人视为教训的地方。他们说，聂鲁达是写政治诗的，所以，我们要避开政治。他们还说，作家要避开意识形态。他们避开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永恒。而事实则是，没有哪一个作家能真正回避政治，没有哪一个诗人能够真的不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就是石头也会有所选择。如果想长出苔藓，那就会倾向带着湿气的风。如果想长出一个光亮的前额，那就倾向阳光的明亮。好多时候，纯艺术其实就是犬儒的冠冕借口，有时也是无从把握复杂社会现象的漂亮开脱。

　　再登机，目的地真的是智利了。这时真正是夜里了。飞机来到了海上。机舱外，最后的晚霞正在消逝，舱内正在上餐前香槟。

　　早晨醒来，舷窗外又是一片紫红的霞光。霞光依着参差的山脊。山脊下还是一片黑暗。这是凌晨五点。我知道，那一定就是安第斯山了。望着那些霞光，脑子里有些关于此山的书写开始浮现。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

　　还有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其中一篇写的是一个从大西洋出发，翻越此山脉发现太平洋的西班牙殖民者。这个人叫巴尔博亚，他为了发现大陆另一边的海洋，更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率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伍（190个西班牙人和1000多印第安人），于1513年横越南美大陆，到了大陆的西岸，发现了太平洋。聂鲁达在《诗歌总集》的第三首长诗《征服者》写到了他：巴尔博亚，你把/死亡和利爪带到了/甜蜜的中央大地的角落；/在一切的猎犬之中，/你的猎犬就是你的灵魂。/嘴巴血淋淋的莱翁西科，/抓回了潜逃的奴隶，/把西班牙的犬牙/咬进还在呻吟的喉咙。/狗的爪子下，/撕裂着牺牲者的血肉，/而宝石则落进了腰包。

　　对这个人，这个征服者，聂鲁达是否定的，无情地揭示其掠夺屠杀印第安人的罪恶。

　　掠夺与屠杀，是殖民主义深重的原罪。飞机下降，那些黑色的山脊线变成了白雪覆盖的群山。

　　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飞鹰和积雪仿佛一动不动。（《大地上的灯》）

　　这样的高度，见不到飞鹰，但积雪的确在机翼下无穷无尽地铺展。飞机是从北方飞向南方。和北半球刚好相反。在拉美文学中，南方就意味着边缘与辽远。

　　飞机一头扎进了云层。我闭上眼，想象走出机舱门那一瞬间，涌到眼前的该是南美洲大地怎样强烈的阳光与气息。对这片大陆，我总有着浪漫而热烈的想象。尽管此前已去过这个大陆的三个国家，但此时仍然处于那种想象的状态。

　　机舱门开了。大地没有像巨浪一样猛扑过来。廊桥缓缓伸向机舱门。没有阳光，而是冰冷的雾气在弥漫。此时正是南半球的冬天。

　　过境证件查验。

　　取行李。在夏天的装束外罩上一件冬装。过海关，警犬来嗅行李，安检机扫描行李。这才与前来接站的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的孙新堂主任会合。还有从墨西哥专门赶来这里的小范，她拿着我的一本新小说《蘑菇圈》。

　　进圣地亚哥城。高速路两边，一边是荒野，一边是积雪的安第斯山，这是从地图上知道的。雾气迷蒙，山和原野都不可见。触目可见处，都是沿海平原冬天凄清的风景。孙新堂作关于智利的初步介绍。在南美，智利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人均GDP是一万七千多美元。前面我说凄清是指冷雾中的天气。

　　路边掠过的一切，一棵棵树、一幢幢乡下的房舍、一条条城里的街道，以及车窗外一张张晃动的脸，都有着热情庄重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孙新堂说，这个国家经历独裁反独裁的漫长血腥斗争，现今是南美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清廉程度最高的国家。我想，这也是聂鲁达们的理想。为了这个目标，诗人曾为之流亡、为之牺牲。诗人于1973年在右翼军事政变后的几个月内抑郁而终，不知这是不是他期待中的社会图景。

　　去到孔子学院。一幢建于上世纪初的殖民时代老建筑。一楼有一个图片展，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船和中国瓷。有人在布置桌椅，我的一个讲座就将在这里举行，他们正在为此做着准备。

　　看看手机上自动更替的时间。漫长的12号终于过去了。当下是13号上午10点。在酒店安顿好，急切地走到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