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1：刺客往事

我把车停在海边的时候，忽然想起《英雄》的一个片段。

在众多被遗忘的片子里，情人节这天，张艺谋选择让《英雄》重映。下午两点，我在西藏北路的报摊盯梢，对象是一个习惯用钢珠枪射击妇女要害的高中学生。我一边看着他，一边瞥着《中国电影报》的宋体小字：“截止昨日，这部史诗大作的票房仅为30.18万。”

事情是这样的。多年前，我还住在淮南路的单身楼，用一部小型DVD机看了《英雄》。这部电影对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它的结局：李连杰饰演的刺客持剑飞出十步，刺杀秦王。多年来，这段戏常常在我的脑中重演，不光是场面，一个深深纠缠我的问题是：李连杰练了十年绝招，为什么能在最后一刻忍受秦王连篇累牍的废话，而不是直接跳上去？所以一看到电影重映的消息，我立刻就买了票。然而，《英雄》吸引我的虽然还是这场戏，观感却不一样了。

我发现秦王的宫殿太大了，和DVD机里完全不同。李连杰不过像一盏烛台，张艺谋只使用仰视和俯视两种镜头，显得他更加矮小——这完全回答了我的疑问：刺客没有立刻跳上去，是因为宫殿的庞大把他吓倒了。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李连杰在影院新安装的宽幅银屏中飞翔的时间仿佛要久得多得多，而且还飞得那么稳定，那么缱绻，没有一丝歪斜，最终轻轻地将剑柄抵在秦王的腰上，这说明他从腾空的那刻起就没有任何杀意，那么，这段含情脉脉的剑招到底是给谁看的？他的愤怒，他惊世的剑，在几句话之间就泄化得无影无踪。

李连杰像个妓女，秦王像一个嫖娼的话痨。

打开后备箱，大高说。

一般干这种事的时候，我都尽量避免被人直呼大名。我姓李，单名一个良。我不想毁了这么好的名字，也从来不用自己的东西。我向做海鲜生意的邻居借来一辆丰田，从单位里拿走一副手铐，从大高的仓库里扯出一条麻袋——你快把他憋死了，大高说。麻袋大头冲里，小头抵在后备箱盖子之间。

大高的左脚是跛的。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北京十分喧闹，但声音已近疲痹，他急匆匆地穿行西单地区，不慎将脚卷入一辆行驶的载满人的大卡车，造成终生残疾。那辆大卡车行驶的方向与他的一致，但当夜，他住进拥挤的医院，再也没有见到那些站在车斗里的年轻人。他已经瘸了，我说。

大高把后备箱盖子举起来，麻袋的小头已经弯折三十度。

你说什么？他说。我说，他已经瘸了。

电影通常会让麻袋动起来，就像里面藏着一头猪。实际上，他们都把身体绷得紧紧的。人看不见的时候，身体都是僵硬的，这是我的经验。

老头已经瘸了。西藏北路和立人路的交角，他躺了一个多月，天天瘸着把一串塑料瓶子拖上台阶，再瘸着拖下去。我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搂紧那些花花绿绿的家当。我拖着他的脖子。塑料瓶像鞭炮一样炸响，我把它们踢开以后，老头的双脚顿时离了地。

大高说他不喜欢女人，因为女人挣扎的样子像是在摆脱强奸，但他“是个正常的人”。我不想说什么，那些日子里，只有一个流浪女人，是个哑巴。大高脱她衣服的时候，她是在挣扎，但不像他说的那样。挣开大高以后，她自己脱掉了所有的衣服，身上都是烂疮和裂口。

听说北京的马路已经看不见摩托了。世界变得很快。这里也是，但摩托还能开，所以我和大高都感到慰藉。我们不再希望变化如期或提前到来。有时候，我开着局里的车，看见一辆摩托晃晃悠悠地行驶在路中央，我的心就会像药酒里的肝子那样鲜活起来，我知道，那只后备箱里也许就躺着一颗肾脏。

大高是北京第二医学院八十年代的毕业生，于泌尿外科工作了一年就被强制辞退，在监狱中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年轻”的两年。他会游泳。在第二医学院，大高蝉联了每一届游泳比赛的冠军。游泳使他的手和脚无比修长，他认为这是一个人的生命和精神健美的典型标志。左脚骨折后，他仍然可以在水中激起一道长浪，但更多时候，他喜欢坐在游泳馆的瓷砖上发呆。一九九五年，我们相识，一醉如故。我花了两条烟，托开发区的郑书记给他一份工作。就是那顶棚屋，黄昏，海面飘摇的火光几乎将屋顶的铁皮熔化，夕阳沉落，大高孤独而倔强的背影从晶黄的窗户中缓缓透出，就像一颗心脏停止生长的肿瘤。

我真好奇大高坐在那里干什么。自从他住进大海，那里再鲜有溺死的人，他像马群一样冲进去、冲出来，双臂打碎的浪花将十里以内的海鸥全都吓走了，捧出的人在他的肩膀上就已经将水呛出去，在海滩上，他们呆愣一会就都离开，只有大高还坐在那里，等到发现有人开始观察他的时候，他就躲进那顶破旧的棚屋，不再走动。

大高的棚屋贴了两幅画，一幅是人体构造，另一幅是横跨了几十年的日历,中央是一张小画，一片海。大高常常看它。他枕着胳膊，双腿抵在床尾，沉默地盯着这片波澜无歇的褪色的大海。我说，海就在外面。

他说，不一样。

原先，大高的棚屋只有一张床，被他糟蹋得肮脏不堪，后来，我们又添了一张，却从来光洁如新。每当划开皮肉，露出血淋淋的肾脏时，他就翘着兰花指对我说：看，这个人的腰子。

一九九五年，打群架，我一脚将一只陌生的肾踢裂了。遇到大高的时候，我将这件事告诉他。他听完，认为应该写个散文或者诗歌，可以叫《一九九五暴力事件》。那时他就爱翘兰花指，还写散文，写诗，基本不写小说。我的记忆很深刻：他特别喜欢谈论一些抽象的东西。

我和大高保持着联系。其实我特别烦他，每次聚在一起，他都没完没了地说那些肾：它们结石了，堵住了，不通畅了，发炎了。

那一年，就要到香港回归的日子。我抓到一个流氓。局长亲自下令：三天之内，就是掘地三尺，也要将他缉拿归案。我花了两天，把他从一个村子的厕所里拎了出来。我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回警局的路上还给了他一根烟。快到的时候，我遇见执勤的刘子。他告诉我，那人在公交车上摸妇女大腿。我说，就摸大腿？他说，摸的是严昭的大腿。严昭是我们家的邻居。我们是初中同学。她爸爸是面粉厂的党委书记。那时候，严昭常常喝牛奶，吃糖，对我们不屑一顾。

当天下午，我没有立刻回去，而是找到一个角落，把男人拷了起来。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我穿着泳裤，在大高的大海到处流漂。

大高的床下有一捆绳子。某个夜晚我看到了它，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把那个熟睡的人的左脚拽到床外，用一把凳子将它敲断。那天以后，大高默许了我的要求。他买来刀和塑胶挡帘，在折断那些脚以后，他的话也变多了。

香港回归以后，城市的建设再次提速，我出警的频率达到每周三次以上。一开始，我们把流浪汉装在卡车里送走。但他们反而变得更多。从其他省市来的生熟面孔，有秩序地排队候车，冲着前方的道路傻笑。我不明白，那么多流浪汉，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躲藏？即便在我攥着警棍的时候，他们也选择躺在阳光下面，安然等待着我的到来。

这老头有点不一样，大高说。

我说，你看新闻没有？我们把麻袋举起来。我虽然是在警校拿的驾照，但倒车一直是我脚下的大疾。车屁股歪靠着光秃秃的海滨公路。这里发生过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法拉利将原有的护栏撞进了深海区，正副驾驶双双毙命，由于特别的原因，记者并未报道此事。也有一种说法：副驾驶在一年之后生下了一名男婴，生父的家庭拒绝承认，而他五岁半的时候就会开车，无师自通。

麻袋死沉死沉的，出于担心，我解开绳子，一颗精瘦修长的脑袋钻了出来。

我就说他不一样吧，大高说。有什么不一样？我说。

这里——大高一转手，老头翻了个面，他拍拍那块后脑勺——这里有块反骨，只有做皇帝的人，这里才有反骨，我托着他的时候，就觉得手吃不上劲，你看他的脸，尖得能当楔子，这样的人心眼都狠。

我说，皇帝是这种东西能做的？

星星离我们很近，将老头搬上床，铐上铐子我才发现这一点。自二月开始，大雨难得停了一次。大高给老头打麻针。我在一边抽烟。老头手一松，怀里掉出一个药瓶，上面的字我俩都不认识。我说你小心点，他别有病。大高摘掉手套，也夹上一根烟。我说，你看新闻没有？他说，什么新闻？我说，三点一线。他说，什么意思？我说，自由，民主，正义。他说，放屁。我指指天空：荧惑守心，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不知道。

木星、火星、心宿二，三点一线，我说，火星在古代叫荧惑，这是凶兆，皇帝驾崩。

大高扔掉烟，走进棚屋。我看着他的背影。服刑期间，他用摩斯码结交了一位笔友。那人留下一行地址。出狱后，大高将家里藏着的唯一一本诗集寄了出去。过了两个来月，没有回信，大高托我打听那人的情况。一个朋友说，他好像刚刚出去。于是大高又写了十几首诗，但回信迟迟不到，他就将敲摩斯码的勺子寄了过去。结果那人的妻子报了警，大高在我们局里接受了四个多小时的问询，写了一篇检讨书。在警局，女人暴跳如雷，不光是因为此事，还因为大高在那天穿的是一件淡粉色的竖纹衬衫，这成为她破口大骂的一个引信。到最后，尽管我们努力阻拦，大高的衬衫也几乎只剩下一个领子。大高什么都不说，毫不还嘴，只是在走出警局的大门之前向我们讨了瓶水喝。他说，自己虽然没有话，嗓子却很累。

那之后，大高就变成了一个娘娘腔。平时觉察不出来，但一到着急的时候，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像一管折断的箫。也是在那之后，他就彻底放弃了诗歌。我一提什么顾成、罗一河之类的诗人，他就掐我的脖子。

烟只抽了两口，大高勾着头出来。

怎么了？我说。

身上有线口，大高说，已经给挖掉了。

我走进棚屋。老头的身体左侧有一道深深的刀疤。

通常来说，这种情况很少出现。由于医术的平庸（有个人以前是扒轮胎的），绝大部分人基本是当场死去。曾经有一出胖汉敞着肚子去报警的重大事故，虽然他没开口就倒了，但毕竟对舆论造成恶劣影响，刑警大规模扫荡了三个多月，所以医生们后来都会缝上意思意思。

但问题是，每割完一颗肾，我们都会在那个人的屁股缝里刻一个十字，作为记号，这样当有人加入市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情；而刻在屁股缝是避免让警察发现（至今都没有被发现）。老头的屁股缝干干净净。

有人也开始干了？大高说。

不会的，我说。

我掏出手机，给赵荆打电话。

赵荆是长宁区的片警，与我们一江之隔。

喂，赵荆。我说。

是这样的，有个老头的腰子被割了，是你们割的吗？

他长什么样？赵荆说。

脸很尖，穿个破羽绒服，假名牌，挺瘦的，我停了一下，说，脑袋底下有块反骨。

有块什么？赵荆说。

反骨。我说。

你看看他的后背，是不是有六颗大痣，两边对称。赵荆说。

我让大高把老头翻过去，的确是六颗痣，折叠般印在两边。

那就对了，赵荆说，的确是那个老头，但腰子我们没割。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夜里，赵荆照例拨打了医生老衮的电话。但按程序说，我们应该先联系取肾的人，也是片区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也是俗称尿壶、或者按江浙一带说法叫冰袋的人；再由他联系医生，为我们取肾。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我们和医生的距离，避免吃里扒外。但实际上，由于医生的数量，哪怕是扒过轮胎的人的数量也太过稀少，整个片区往往只有一两个，我们早就彼此熟悉，这一惯例就名存实亡了。所以，我们经常先与医生出发，再联系尿壶，省得麻烦。因此，老衮是那天夜里出发的第一个医生。

然而，没多久老衮就拉肚子了，只能由他的亲传弟子小衮代为操刀。除此之外，当天还有另一件事，也就是本城扫黄打非的誓师大会刚刚于前一日召开，所以赵荆生怕深夜有突击夜总会的任务，就让小衮速战速决。这样一来，业务还不太熟练的小衮就把麻药给打少了，刚刚把口子划开，老头立刻就醒了；此时，赵荆的电话也响起来了：祸不单行，夜总会果然需要他去突击。于是，小衮只好在老头的注视下将口子缝合，为了保险，他还割去老头的舌头，但屁股缝里的十字还是忘记刻了，小衮毕竟是小衮。

所以，腰子还在，赵荆说，你们拿掉吧。

我向大高点点头，掏出烟盒。他把手套摘掉。我拿出打火机，大高的头刚凑过去，火突然灭了。我俩一抬头，棚屋吊着的灯泡左摇右晃，窗户砰砰直响。风刮起来了，雨像沙子一样浇在屋顶。我把房门拽上，荷叶里的钉子冒出来一半，虫腹般颤抖。远处有一艘渔船，微光在云层中颠簸。

老头的手有点发抖。我说，麻药打少了？大高啐了一口痰：正做梦呢。

我们两个抽着烟。

你知道那个事吗？我说。

什么事？他说。

没什么。我吐出一缕烟。

流星，你知道吗？就在今天晚上。我说。

看看吗？我说。

大高瞥了我一眼。他抽起烟很用力，好像抽烟是他真正呼吸的方式。

你爸好点儿了？我说。

好点儿。他说。大高的爸爸在乡下帮人看鱼塘。那是下高速口的第二个村子，上个月五号，广西突然发生一场地震，震波传到我市，而大高的爸爸正处于体感强烈的区域。那时，他正好站在岸边，脚下骤然一晃，摔进了河中。大高的爸爸不会游泳，好在水也不太深，但他险些被客人的鱼线勒死。

我们安静了一会儿。

我发现一件事。大高看向我。

越不算什么的人，死法越奇怪。他说。

是吗？我说。

对，大高说，因为有点钱的人，到了该死的岁数，就不干活了，而不算什么的人，到老都在干活。干活的人，大部分都是站着，也有坐着的，但总的来说说是在动着的。人在动着的时候死，就特别难看。

有道理，我说，听个有意思的吗？

贵阳一个男人，姓王，叫王炼，开大车的。有一天，他的腰突然特别疼，特别特别疼。我说。这个人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他感到奇怪，就去医院检查。他的爸爸、妈妈、奶奶都活着，他还有个姐姐。他的爸爸长了六个指头，妈妈也是，而他的姐姐和奶奶，脚趾头加起来有二十七个。

然后他就到了医院，拍片。我说，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大高说。

他长了四个肾。我说。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有这种人，大高说，我知道前几年纽约市立医院接过一个这样的病人，还有釜山第三医院。

你知道这个姓王的有什么特点？我说。大高摇摇头。

力气特别大，我说，二百多斤的汽油摩托车，他十六岁那会儿单手就能拎起来；洗凉水澡，喝凉水，吃冷饭，从来不生病。

大高把烟掐了，戴上手套，给老头消毒。我看着他忙活。

你能把摩托举起来吗？我说。

不能。

你羡慕他吗？我说。

为什么羡慕他？大高说。

有的东西是羡慕不来的，我说，你、我，我们这样的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有两个肾，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爹妈出生的时候——我把警服从皮带里抽出来，拍拍自己的腰——只长了两个肾。

没有了，他说。

什么没有了？我说。

他的肾，大高盯着老头血淋淋的肚子。

我扒开老头。他的肾呢？我说。我他妈怎么知道？大高说。

我说，赵荆说他没割，你再看看。

我就是把他砍成两半，他的肾也是被人掏走了。大高夹起针，缝起伤口。

赵荆骗我？我说。

有可能。大高把针挑进去，一左一右地引线。

你别缝了。我说。

大高低着头，老头的皮像撕开的布一样响。

你别缝了！我使劲推了他一把。

他的肾去哪了？我说。

我他妈怎么知道？大高说。

赵荆算计咱俩？我说。

有可能。大高说。

我说你能不能别重复这一句话了？大高说那怎么办。我说，尿壶来了怎么办，他看见这有个掏完腰子的快死的老头怎么办？肾在哪？

大高把镊子一扔，坐在床上。我看着他。

你在干什么？我说，你在看那张日历？

我要冷静冷静，大高说。

我他妈真想杀了你。我说。

你急什么？大高说，可能就是其他人拿的，尿壶又没有证据。

他不会听这些的。我靠在墙上。你几点给尿壶打的电话？

我没打电话。大高说。

你说什么？我走过去。我没打电话，大高说，不是你打的吗？

我先给你打的电话，我说，我说我太忙了，让你一会在路上给他打。

我没打，大高说。

我和大高对视了一会儿，开始收拾刀子剪子。我们用塑料布把老头裹住，两边打结，往上抬，没抬动。

还拷着呢，大高说。

我伸手去解铐子，刚一弯腰，头顶一个灯泡炸了，把我和大高吓得一激灵，接着都僵住了。屋里黑了不少。我们这才听见雨点砸进大海的声音。

我想起来了。在我又要弯腰的时候，大高突然说。

什么？我说。

这个老头不一样的地方。他说。

你不是说过了吗，他有反骨。

不是这个，大高看着我的眼睛，他一声也没喊过。我看了看老头。

他的舌头被割掉了。我说。那他也能出声，大高说，他不光没喊，还死闭着眼，我打麻药之前，他的手一直缩在怀里，应该是攥着那瓶药呢。

那到底是什么药？我说。

一阵发动机的声音传来，在雨中熄灭。我走到窗前。树林东倒西歪，断木被吹到沙滩上，像潮水涌来的死尸。一辆摩托车停在我的车旁边，摩托车的后面，有一只巨大的后备箱。

尿壶还是来了。我说。

尿壶的特征，不光在那辆摩托，或者他上车后甩小腿的习惯，更在于那只巨大的后备箱。尿壶之所以做尿壶，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养活他的智障儿子。当时，他早慧的儿子降生四年，尿壶也迎来在单位的仕途转运期。他西装革履，带着一千五百元钱，还有妻子和儿子去处长家做客。处长的老婆是一个病秧子，不仅患有痔疮和心脏病，还有经年累月的抑郁症病史。她刚刚数完那几十粒药，尿壶就敲门了，于是她就把药放在茶几上的果盘里。尿壶和妻子一直忙着陪处长聊天，等处长老婆开始心慌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牛牛已经晕过去了。现在，牛牛比我还重，每顿饭必须吃老衮妹夫饭店里的毛氏红烧肉。尿壶是个回民，一闻猪肉味就吐，但现在，他换了一个保温的大后备箱，专门打包毛氏红烧肉，看着牛牛吃。

尿壶没穿雨衣。海滨公路离沙滩有点儿距离，他蹲下，手撑着跳了下来。我和大高迎面走过去。

今天这事儿说了你肯定不信，我说。大高站在我的身后。

我路过，看见灯亮了。尿壶说。你们在干活？

出了一点儿意外。我说。我们的裤管都在冒水。海上倒映交错的闪电，就像一条扭动着的巨大海蛇。

老头的脸闪着油光，有力的心脏似乎随时会从塑料布下跳出来。

这老头身体挺好。我说。

跟我去见老冯。尿壶说。

没必要吧。我说。

只是跟他说说情况。尿壶说。

我估计就是大马那帮人干的，我说，云南那边不都跨国立案了吗？

不是因为这个，你做事不按规矩，不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尿壶说。

这不忘了吗？我说。那大高为什么也不给我打？他说。

他也忘了，我说。

我看他不是忘了，是只想着你吧。尿壶的脑袋灵活地架在孱瘦的肩膀上晃来晃去，点了一眼大高，看向我。他从单位离职后，肩膀越来越小，脑袋却越来越大。

你说啥呢？我说。

行了，走吧，尿壶说，大高，开你们的车。

我们就这样走出棚屋。大高走在最前面，我走在中间，尿壶走在最后面。树林像皮影戏运动着，雪光的月亮不停地翻滚，我们三个的影子来回旋转。尿壶的摩托车吱吱呀呀地在地面平移，最后沉重地摔倒。

我觉得真用不着找老冯，你不信任我俩？我说。

我信任你，也信任大高，但不信任你和大高。我们都站住了。尿壶说完，笑着走到面前。就那么一会儿，月光照在他脸部的不同位置。大高的双手插在裤袋，衣服湿透，像一座雕塑。尿壶走过去，拍拍他。别介意啊，大高，尿壶说，老冯开放得很，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我闻到一股红烧肉的气味。然后，尿壶就被大高掀翻在地。我冲过去。大高骑在尿壶身上，双拳把沙地打得噼啪作响。大高不会打架，尿壶掐住了他的脖子，用头磕他的下巴。

去拿铐子。大高说。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棚屋，摘下老头腕子上的手铐，向他们跑去。大高和尿壶滚来滚去。沙滩已经积满了水，我几次跌倒，脸被碎裂的贝壳划满了口子。尿壶一脚踹开大高，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公路。大高躺着，大声叫道：枪——枪——我在腰里急匆匆地摸索，尿壶正吃力地扶起摩托，雨横着刮进我们的身体，就像月光中的一簇簇子弹。忽然，一阵玻璃破碎、杂物倾翻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棚屋灯光闪烁，摆手术器具的货架倒了下去。这时，尿壶扶起了摩托。我扯着嗓子喊：老头醒啦——

我们的车遽然发动，两筒血红的尾灯像炮弹一样咣当一声砸在尿壶身上。与此同时，白得烫眼的月光疾速下落，正映在他后面，像一出独角戏的幕布。尿壶愣了一下，接着，那辆黑色丰田一个急转弯，两卷旋转的浪花高高激起，尖叫着倒冲。一瞬间，他就飞上天空，屁股朝下扎进了沙滩。他的四肢像翻倒的蟑螂那样晃动。我还没来得及叫，丰田的两个后轮就离开公路，轧在了尿壶的肩膀，他的头弹了起来，滚到我的脚下。

尿壶的大动脉，撒了好一会儿的血。

当海边的老头被拖回来的时候，我和大高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因为他挣扎得太厉害，大高又打了一针麻药。我们把尿壶的尸体放进麻袋，靠在棚屋的外墙。

你看外面，我说。

沙滩上，几万只螃蟹黑墨般涌动。

大高看了一眼老头。他的心脏依然跳动有力，塑料布“噗噗”直响。雨太大了。他说。

我们对那辆丰田检查了四十分钟，确认它空无一人，钥匙也别在我的腰带。我们把麻袋放进后备箱，然后回来，看着老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忘记打电话？我说。为什么？大高说。

最近几年，警局一直很乱。一方面是流浪汉的事，不少记者和国外的人权组织装成老百姓到里面秘密拍摄；另一方面，多年来，我们的人太少，闲散人员随意进进出出，已经成为习惯。

我的工位靠窗。今天下午，窗户上忽然有一张女人的脸。她的鼻子紧紧压着玻璃，呼出的雾气把半张脸都遮住了。我没当回事，我们所有人都没当回事。这样的人实在太多。小刘就把她架走，但她说要报案，我们只好让她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们太忙了，我们所有人都很忙，虽然我们是屁大点的警察，但忙的事情敏感又复杂，常常和一些屁股比太阳还大的人有关；所以，我一开始还能听懂女人在说什么，那是个穿白衬衣白裤子的女人，看起来精神是正常的那种普通人——“他们要害我”，“我的儿子死了以后”，“车祸”——她就这样说，说着说着，我们就都开始忙自己的事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给你打了第一个电话。后来，大概是六点左右，我们要换班了，小刘突然说，那个女人去哪了？我们都没印象，就这样陆陆续续离开，去吃饭或者回家。

但老鹏忘记拿打火机了。我陪他回去。他的打火机放在办公桌下面的抽屉。这时，我们发现底柜的门没有合拢。

老鹏使劲踢了两脚，我也踢了两脚，但缝隙依然如故。我们把门打开。

那个白衣女人缩在柜子里。我说。她的头与脚平行，折在角落。她的眼睛有一点泪水，流了不少鼻涕，受惊似的对我们微笑。我们问她，为什么躲在柜子里。她说这样我们就会注意到她。我们把她拽出来的时候，她的裤子已经染红，肠子流了出来。我没去医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关键是，老鹏一直坐在桌子前，我说，那个女人怎么进去的？

我说，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怎么想的。

我和大高把老头弄干净，搬到车后座。从我讲那个故事开始，大高就一直沉默不语。我终于把丰田从公路上拔起来的时候，火熄了。烟全泡烂了，这种安静让我感到尴尬。暴雨如注，前挡玻璃的角裂开一道缝，水慢慢向里渗。

《英雄》，你看过吧？我说。

荆轲怎么会那么软弱？你觉得呢？我说，要是我，我会把秦始皇剁成肉泥，我会把这个市、这个省、这个国家所有的贪官暴君都剁成肉泥，我把他们的腰子全挖出来踩烂。我说。秦始皇这个人，就像希特勒和汪精卫一样，很多人都刺杀他们，除了荆轲，还有张良、高渐离，他们都失败了。

我刚刚发动汽车，大高一把将钥匙拉出。

跟我走，他说。

我们把老头又搬了回去，放在床上。大高从我的怀里取下铐子，把老头铐住。

你知道兰子坤以前是干什么的？大高说。我摇摇头。

他以前在东湾划船，大高说，他不叫兰子坤，他不姓兰。他爹叫李文，他叫李星星，是这座城市最后的渔民。他爹出船的时候撞上市委书记儿子的游艇，被扔进海里淹死了。他告状，认识了同去法院的周兰。

原来是这样。我说。

周兰是周正的女儿，周正是魏往的结拜兄弟，魏往是谭祯民的同学，而谭祯民是本市的市委书记。我们都知道周正的传说。他靠焚烧垃圾起家，在我市，每一袋垃圾都属于周正。一九九〇年，周正的垃圾堆里出现一个死人。此人无名无姓，被一名五十八岁的工人发现。一九九九年，垃圾堆里再次出现一具无名尸体。这事情闹了有一段时间，市民说，周正是在往垃圾堆里放野鬼，野鬼无家，像蚯蚓一样游来荡去，活财。

李星星来到周家，被周正频繁地赶走，在他改名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不过，事情的真正转机发生在二零零一年。这一年，周正忽然痴呆了。兰子坤坐上了他的椅子。周家的房子很大，我们都知道，曾经是油着背头的周正进进出出，如今是戴着眼镜的兰子坤了。兰子坤不光烧垃圾，还割别人的腰子。从那以后，我市人民再也没见过周正。他们说，现在轮到周正被赶出去了。

我站起来。

别人只知道周正得了老年痴呆，大高说，但不知道他还有别的病。

真正让他任人处置的是肾积水，他说，我的朋友是给周正问诊的大夫，他只能这样怀疑，因为兰子坤拒绝为周正做任何检查。

我说，所以——

你知道他真正不一样的是哪儿？大高喃喃地说，是味道，他没有那种味道，我在牢里的时候，在街上转悠的时候，游完泳坐在这里的时候，味道是一样的，但他没有，他们都没有。

我看着大高。

上大学的时候，物理老师教过我摩斯码，大高说。进了监狱，晚上，我把勺子往墙上敲。敲完，隔壁就会有回音。每天我们都会这样敲来敲去。有一天，狱警把他带走了。走廊向西，我没能见到他。十几天以后，隔壁又进来了人。我用勺子敲墙，过了一会儿，那边传来回音。就这样，到出狱那天，我立刻往隔壁的牢房看去。那是一个黑瘦黑瘦的男人，翘着二郎腿躺在地上。我觉得那不是他。他没有回来。

我没学会摩斯码，大高说，太难了，我没有学会。饭难吃的时候，我就敲三下墙，能咽下去就敲两下，他说，我敲了很多三下，隔壁也是。

海报的一角被似有若无的风扬着。

怎么知道他就是周正？我说。

想知道一颗肾有没有积水，只有看一看。大高说。

于是，大高戴起手套。我从没见过他如此认真：给刀消毒，抚摸老头的另一侧身体，轻轻地割下去。大高把刀放下，双手拉住伤口，迅速地一扯。老头晃动一下，就像布娃娃那样敞开了。

大高凝视着那道洞口。

是他吗？我说。大高没说话。我移过去——那里有两颗肾，上下相连，彼此生附，近似一只葫芦。

左侧双肾盂双输尿管畸形。大高说。我说，什么？

两根输尿管长在一起，上面那颗膨大的肾排水不通畅，产生结石，结石加重堵塞，导致肾积水。大高说。

我们看了一会儿。大高把两颗肾割下来，扔在地上，踩成一滩水，水里有许多小石子。

我不是高渐离，你也不是张良。他说。

雨停了。我们把老头抬出棚屋的时候，海面镜光万里。没有月亮，闪电倒悬，每当它们坠越天穹，大海就霎时明亮了。我和大高一前一后，托着老头。闪电划过时，大高的半张脸就出现在我眼前。他在笑。

忽然，大高的后背猛然推直，他的两片眼皮翻进了眼眶，眼珠死死地盯着我。老头的脑袋跌进沙地。大高硬挺挺地栽倒，头顶升起一股青烟。许多螃蟹爬过，他的脸就像烧尽的炭那样塌了下去。

我瘫坐在地。就在那时，老头从我的手中翻走，坐了起来。他的两道长长的伤口已经将他穿透。他轻飘飘的，就像一幅画，那种许多许多年前的，某个名人或很有权势的人的画。海面的闪电在我们之间穿过，每次都带来一阵风，使老头的破羽绒服斗篷般飒飒飞鼓。他翻过身，缓缓地爬向大海。蚂蚁大小的螃蟹从沙粒间钻出来，潮水一般涌入黑暗。老头的身体漂浮着，在海浪间若隐若现。他一直望着海岸，好像随时会回来。

这就是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后来，我独自等到天明，将大高的棚屋收拾干净才驱车离开。当时，我发现老头的药瓶滚到床底，就把它也带走了。那是一些朱砂颜色的柔软的药丸，很难闻，有种血和肉的味道。这些年，我拿着药瓶上的字，询问过不少有学识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给出确切的答案。前两天，我养的藏獒狗把沙发啃坏了，我突发奇想，倒出一粒药扔进了它的嘴里。扔完以后，我就有些后悔，大风（它的名字）并不是条坏狗，它对我很好。我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两个夜晚，好在它依然活蹦乱跳，就我看来，它甚至还变壮了，骨头硬了，脑袋也胖了。当然，这一定是我的想象。

我很爱想象，从小就是。不光如此，我还出现过幻觉。就拿那个夜晚来说，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才想起大高这人早就开始吸食海洛因了，说不定是海洛因的味道使我构想出了一系列诡异莫测的事情。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找到了他吸毒的确切证据，而是有一天，我看着市政府门口进进出出的西装革履的假君子们，忽然想到：老头爬进大海的时候，我手里正握着一把上满子弹的死枪（没有编号的枪）。

我想：在没有枪也见不到那些大人物的时候，我尚且有将他们弄死的冲动，而当一个没有肾还断了脚的王八羔子就站在面前，我怎么可能不开枪，不为民除害，却目睹他逃之夭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