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找烟杆

以后的日子里，我再没发过“梦癫疯”，跟着小伙伴们一起读书并快乐着，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五年，而我已经小学毕业了。

这几年间，由于我心生畏惧，没有再到过大队卫生室，倒是经常到供销社来与吴远山大公公的女儿翠翠玩耍，她天生丽质，扎着两条羊角小辫，与我是同班同学。当然，更是因为她能悄悄地偷出一些水果糖来与我吃，或是打一瓶糖精水出来一起品尝。

赤脚医生孙玉仙还在大队部的卫生室工作，他有时从窗口发现了我，就带着笑容远远地一边招手一边喊：“二毛来来来，我这里有好书给你看，我教你！”

我一听不但没有回答，反拉着翠翠的手赶紧躲开了。

“哎，可惜呀可惜！”后面传来他的叹息声。

自此以后，孙玉仙每当看见我时不再叫喊，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叹息摇头。他的眉毛更长更白了，看去活像西游记里的土地老儿。

就在我小学毕业这一年暑假，我家在请人筑砖，由爷爷带着，表叔邓应昌也来帮忙了。

筑砖的地点在我家的新房子，沿着门前的一条笔直的“官路”向右行八百米，就能看到路坎下的一幢四壁空空的瓦房，那就是我家的“新房子”了。

所谓“官路”，是一条约两公里的直路，是我们田坝村连接外界的主要通道。全村共几百户人家，大多在“官路”两侧，而中间位置就是我们冉家寨。相传上世纪四十年代，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曾从这里经过，并在我们村上住了半个月，从此这条路就称为“官路”。

在我的记忆中，新房子在我几岁的时候就立了的，家里没有木材，就一直在那儿空着。

我家现在居住的房屋是祖上的遗产，爷爷一辈没有添置任何资产，而母亲却是一个好强的人，她拉扯着我们四兄妹本来就十分的拮据，但是她还是节衣缩食，想方设法立了一幢新瓦房，以供我和哥哥今后居住。

那时木材稀缺，家境困难，而自己筑砖烧窑后，再砌墙封房，就能节约好大一笔开支。

恰好这一年我小学毕业，母亲安排我帮着家里筑砖。

其时我已十一岁，一个小萝卜头，虽然有些营养不良，但也还是朝气蓬勃，似有使不完的力气。

这天下午，我们收工回到家里时已是黄昏，如血的残阳终于落下西边的山坡，而一弯秋月已挂上了秋夜湛蓝的天空，无数星星闪烁着清冷的光芒。一阵晚风吹来，不觉有些凉意。

晚饭还没弄好，我们分别洗了手，坐在一边的木凳上休息。

奶奶站在灶台后面，右手拿着一个瓜瓢在铁锅里均匀游动，锅里的菜豆腐在酸汤的作用下慢慢结块。因为锅里的蒸汽四溢，她那一头的银发和慈祥的面容显得有些朦胧。

而母亲在一边用石钵捣大蒜辣椒，那辣椒是在灶里烧过的胡辣椒，她这一捣，屋子里弥漫了刺鼻的胡辣味，大家全都咳嗽起来。

爷爷咳得最为厉害，以至于他花白的山羊胡上都有了些唾沫。他捋了捋胡子，与表叔打了下招呼，蹒跚着高大的身躯到房后给我家那头大黄牛喂草去了。

一家人都在忙着，只有我那体弱多病的十三岁的哥哥披了一件棉袄坐在灶门前，猩红的火光映在他那清秀而消瘦的脸上，让人难过和心痛。

而我的父亲，一个蓄头平头的墩实汉子提着一个潲桶从屋后进来了，他显然是刚到屋后喂猪了来。那时他是很少参加做家务活的，因为家乡正在修建水电站，他作为大队支书、工程指挥长，经常外出开会和调运材料，而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他微薄的工资和补贴。

我知道父亲今天是刚从外面回来，激动地叫了一声“爹”，父亲应了一声，放下潲桶后过来与表叔打招呼，并询问起我的学习情况。

学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那时一半的时间都在勤工建学，老师带着我们上山摘松果、打秧青，学习能好到哪儿去？可以说，读完小学除了加减乘除外，其他的都没学会。

听得父亲的询问，我惭愧地低下头，小声答道：“还可以。”

父亲一听失望地叹了一声，道：“现在这年头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批斗，孩子们整天被叫去参加劳动，今后谁还愿意教书？谁还愿意读书？哎——也罢，个个都修理地球吧！”

表叔邓应昌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抹了一把稀疏而发黄的头发，声音洪亮而带有沙声：“从相貌上看，二毛不是捏泥巴的命。你看他眉目清秀，鼻直口方，是一个走吃四方、衣食无忧的角色呢！你们就甭担心了！”

父亲一听来了兴趣，凑到表叔身边问：“我倒是忘了应昌老弟能掐会算，你倒是看看我家二毛衣禄如何？”

说罢，父亲报了我的生辰。表叔掐算了半天，道：“我不敢肯定二毛是否能考上大学，但是他的衣禄很好，也是在外面闯荡的人，你们就放心吧！”

听他这么一说，父亲就咧嘴笑开了，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停下手里的活儿道：“我家大毛就那样子，大妹的成绩也很差，希望全在二毛身上了。要是他有出息，我们再累再苦也值了！”

说到这里，母亲竟然声音打颤，她的旁边的墙壁上点头一盏煤油灯，我分明看见她的眼圈红红的。

是啊，母亲的确十分辛苦，那时生产队分下来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她就和奶奶上山掐菊苔、捡雷公屎、挖葛根，只要不是有毒的野菜她都弄来作为食物，才使得家里没有断炊。为了给哥哥治病，她四处求医，家里的钱大多花在哥哥身上了。但是母亲是一个好面子的人，再穷也要给我们添置新衣，这在外人看来，这么一大家子人还这样的体面，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父亲想起了什么，到里屋拿来一把金黄的叶子烟放在表叔手里。

表叔客套两句，收下烟叶，从裤包里摸出一个塑料袋子，将烟叶装进里面。然后掐了一截旱烟，裹成了一寸长的烟卷，右手反复地摸索着全身的荷包。

突然，他叫道：“坏了，我的烟杆打落在砖台上了！”

我一听，立即答道：“表叔，我去给你拿来吧。”

表叔说：“算了吧，这天都黑了。”

“不怕，我有打火机。”

说罢，我转身跨出门外，沿着“官路”向新房子走去。

我家新房所处的位置名叫“杀牛湾”，距我家约八百米路程。据爷爷讲，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曾在这里砍杀了五十多名土匪，当时我家新房的位置是一块麦地，正长着青青的麦苗呢，土匪的鲜血从后面的路上淌下来，将地里的麦苗都染红了，那一年的麦子长势特好，得到了丰收。

走了几分钟，就见“官路”坎下，我家那一幢光架子瓦房在朦胧的月色中孤立地伫立着，房头用一铺晒席挡着，一根碗口粗的圆木抵着晒席，以防雨水将里面的土砖打湿。

我进入房内，打燃打火机，里面的土砖如兵马俑一样有序排列着，而后面的路坎下，则是新开采的一坑黄泥，正散发着泥土特有的芳香。

再来到中堂的筑砖台前，一个木架子上放着两个砖盒子，两把木锤，却没有看见表叔的铜烟杆。我蹲下去正待寻找烟杆时，忽然一股阴风吹来，把打火机吹灭了。

与此同时，房后传来“嗒嗒”的泥团落地声，瓦片上也传来“沙沙”的声响。

我心下一惊：莫非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