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晋职.6政绩.链接1

《仕途与人生的中国智慧》

第二卷，晋职

第六章，政绩

链接：《鬼神之助》（上）

1. 西汉宣帝时的符瑞

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关于符瑞或祥瑞的记载极多。虽然有个别朝代的个别帝王不允许地方官上报他们发现的符瑞，但绝大多数帝王都喜闻符瑞，甚至默许或鼓励各地官员上报。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礼部郎中员外郎掌图书、祥瑞。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苍鸟、赤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

也就是说，比较罕见而又不会引发灾祸的自然现象，稀有的或特异的禽兽花木，差不多都被视为符瑞。

比如：麒麟、凤凰、神龟、黄龙、白虎，最为罕见，被视为嘉瑞。景星（大星）、庆云（五色云），以及甘露降、日月光、斗极明、钟律调、四夷化、孝道至、瑞雪、瑞霞、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江出大贝、海出明珠、风不鸣条、海不扬波、枯木再生、陆生莲花等，皆为大瑞。

西汉宣帝于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继位，死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在位共二十五年，七个年号分别为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后面四个年号明显与所谓的符瑞有关。《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时期祥瑞极多。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五月，凤凰集于胶东、千乘两地。

本始四年五月，凤凰集于北海安丘、淳于两地。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夏四月，凤凰集于鲁郡，群鸟从之。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三月，宣帝的诏书中提到，以前凤凰曾集于泰山、陈留两地，甘露降于未央宫。

元康二年三月，凤凰甘露降集。

元康三年春，宣帝的诏书中提到，神爵（神鸟）数集泰山。

元康三年夏六月，宣帝下诏：前年夏天，神爵集于雍地。今年春天，五色鸟数万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命令三辅地区不得在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

元康四年三月，宣帝的诏书中提到，神爵五彩以万数集长乐、未央等宫殿中及上林苑。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三月，宣帝的诏书中提到大量的符瑞：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南郡获白虎等等。宣帝幸万岁宫，神爵翔集。于是改元，以元康五年为神爵元年。

神爵二年春二月，宣帝的诏书中提到，凤凰甘露降集于京师，群鸟从者以万数。

神爵四年春二月，宣帝的诏书中提到，凤凰甘露降集于京师，嘉瑞并现。

神爵四年冬十月，凤凰十一只集于杜陵。

神爵四年十二月，凤凰集于上林苑。

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三月，宣帝的诏书中提到了神光、甘露、神爵等符瑞；还说鸾凤集于长乐宫东阙的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夏四月，黄龙现于新丰。

甘露三年二月，宣帝的诏书中提到，凤凰集于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凰立，以万数。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冬十二月甲戌，宣帝崩于未央宫。

唐太宗李世民反对官员上报祥瑞，且态度鲜明：“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

他的意思是，只要百姓富裕，没见到符瑞，也不妨碍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如果百姓愁怨，即使有大量的符瑞，皇帝其实也是桀、纣一样的暴君。

历史上王朝更迭之时，挑战者为了增加自身的合法性，会制造祥瑞。

周武王伐纣，有所谓的“凤鸣岐山”；王莽篡汉，或井中出白石，或神人托梦，或有人献天书，怪事连连。

曹丕篡汉，“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武则天以周代唐，“嵩山呼万岁”，成州现“佛足”。

此外，出现祥瑞比较多的时期，往往是政权不稳、执政能力不足，或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皇帝执政时期。如清雍正时，祥瑞极多。雍正四年冬，黄河水清，群臣纷纷称颂，皇子弘历献《河清颂》。后来，乾隆继位仅一个月，即下诏“禁陈奏祥瑞”。

西汉宣帝在位时颇有作为，堪称“中兴之主”，但他为何如此热衷于祥瑞呢？或许是因为他曾经流落民间，有人对他的出身有怀疑吧。

2. 神道设教

钱钟书先生对当权者对待鬼神的态度有极为深刻的分析，《管锥编》罗列了古代的各种说法，又加上了他自己的观点。

古代的统治者以“神道设教”，也就是用鬼神之说来教化百姓，他们自己却对其中的意义有清楚的认识。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观》）

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礼记训纂》）

官府将一些山精鬼怪定为神物，制定民众祭祀的规则，可以使百姓畏惧服从。这样做，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

民间的一些世俗禁忌，也有特定的含义。比如说：

相戏以刃者，太祖軵（音fù，推）其肘；枕户橉（门槛）而卧者，鬼神蹠（音zhì，踩踏）其首。（《淮南子》）

拿着刀剑开玩笑打斗，很容易伤着人。但如果用这样的理由说服百姓或发布禁令，效果并不好。于是托于鬼神之说：拿刀剑开玩笑对着人，祖宗会推他的手肘，让他杀人伤人。这样的民间流传就会人人信服。

同样，头枕在门槛上睡觉，容易受风寒，甚至中风。于是托于鬼神说：谁这样做，鬼神会踩他的头。有的人枕着门槛睡觉，会感冒头痛，因此越发会对鬼神之说深信不疑。许多世俗中的避忌禁讳，都是这样。

鬼神之说，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这一点许多人都很清楚。墨子认为，如果让天下之人都相信鬼神能够赏贤罚暴，天下就不会乱了。清末的魏源说，鬼神之说有益人心，辅助教化的作用很大，王法刑律作用不到的地方，要靠鬼神之说威慑。

但钱钟书先生认为，鬼神之说，作为官府治理的辅助，既有治民的作用，也有愚民的作用。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中，都有君主捏造神道为御民之具的记载。马基雅维利曾言，为君者不必信教，而不可不貌示笃信。钱先生认为，18世纪英国史学家吉朋的观点更能道出其中奥妙：普通人视宗教为真，哲人视宗教为虚妄，官吏则视宗教为有用之物。

相传，奥古士德大帝曾说，有神就要加以利用。既然要加以利用，就可以假设真的有神。钱先生认为，这真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之供状。

具有现代民主自由精神的思想家，观点更为深刻。孟德斯鸠认为，普通人民不信神道，危害还并不大；但一些君主已经抛弃了一切典章法律，如果又不畏天惧神，就好比猛虎出笼，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是他的权力必须得到制衡的观点的体现——宗教也可以是制约君权的力量之一。

在中国古代，大臣也往往借天灾来谏诫帝王，就是想用鬼神之说来使一些荒淫残暴的帝王有所惧怕。但是，从汉朝开始，帝王就用这个办法修理大臣——每当有灾异，就会归罪于大臣，会将公卿大臣免职，甚至会趁机诛杀一些人。

古往今来，有一些人掌握大权后，人世间的一切力量已经不能约束他了，比如秦始皇。如果他又不怕天、不怕地、不畏惧鬼神，就会彻底地胡作非为，做出一些难以想像的残暴之事。

所以，掌握了难以制约的权力的唯物论者，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这种人物的存在，是人世间最大的灾难。

（本章链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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