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入仕.8名士.正文2

《仕途与人生的中国智慧》

第一卷，入仕

第八章，名士

正文：《终南捷径》（下）

然而，最为切肤之痛，还是个“穷”字。

为庄周极力称道的隐士曾子，十年不做新衣，整天只一件碎麻旧袍。见到客人后曾子伸手正冠，缨带便朽断了；抻一抻麻袍前襟，一双又瘦又细的胳膊肘却从过短的袍袖中露了出来（“捉襟见肘”）；一双破鞋，脚趾勉强护住了，脚跟却光光地留在外面。

更可怖的是，这位隐士已经三天不曾吃饭，饿得面容浮肿。如此窘境，大概很难觉出闲适了吧。

后世的隐士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咏唱着他的“归去来兮”，自然颇为潇洒；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确实闲适之极。

但他晚年生活无着，无力使妻儿温饱之时，曾不得不乞食于人，其闲情逸致多半便荡然无存了。

这一类隐士一味消极退避，后果多半窘迫凄凉。相比之下，儒家学派的隐士其处境要好一些。

儒家的老宗师孔夫子本人为了做官，曾恓恓惶惶，周游列国，吃过千般苦头，其积极进取的处世态度与老庄大不相同。而情形不妙时，他又能策略等待，反映出儒学乃是极实用的学问。

孔夫子教导“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并不坚持一端，能做官且有所作为，便尽快去做；倘若君主昏庸暴虐，便该及时隐退。

但隐居并非从此绝意于仕进。孔夫子还说过：“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即一旦君主回心转意，由暗变明，改邪归正，或另遇明主，便可即刻下山，饱饱地食一份君禄。

待到后世，此说便拓展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趁着一份官钱，买几亩良田，盖几间瓦房，衣食无忧之时，冷眼旁观，兴耶亡耶，去你的吧。他们这类隐士，从心底里瞧不起陶渊明的潦倒。

第三种隐士锐意进取，更胜“隐儒”。他们的隐居，在于显名。

汉晋时代的士人往往以孝显名，将“孝”作为跻身官场的垫脚石。但隋唐以后，这门法术便不大灵光了。而隐士之名，却依旧有效。

隐士往往多才多艺，或书画或琴棋，最是清雅，而达官贵人又颇爱附庸风雅。倘若以求官文士的面目晋谒官贵，十有八九会遭冷遇，但以博学风趣的雅士身份出山，官贵却要争相结交。待游得熟了，得其引荐，谋个一官半职自不太难。若运气好，上面是风雅的君王，一旦以才艺面见天颜，官职富贵更只在金口一开了。

历代君王都喜欢搜罗隐逸之士做官，这是因为寻常士人都削尖了脑袋求官，其动机或为大发横财，或为强烈的权欲，易于流为贪官或野心家。

隐士淡泊名利，志行高洁，才隐遁山林，这种人为官多半不会是贪官，也不会企图将君主取而代之吧？

在利欲熏心、人欲横流的时代，隐士的品行是很受人尊崇的，君主对他们往往礼敬有加。

战国时，有一次魏文侯去见隐士段干木，两人谈了很久。交谈时魏文侯一直像个弟子一样恭恭敬敬地站着，双腿酸困，也不肯坐下。

告别段干木回到宫中后，他便随随便便一坐，两只大脚板亮在前面，听丞相翟黄禀告国务。

翟黄很不高兴：“君侯方才对段干木那样礼敬，对我却如此傲慢，为什么？”

魏文侯说：“段干木嘛，既不肯做官，也不肯受禄，无求于我。你呢，想当官，给了你丞相之位，你也受了上卿之禄。既获得了实利，又要求我对你尊礼，太难为人了吧？”这正是君主心态的真实写照。

有了隐士品行高洁的推论，他们越不想当官，君主便越想给他们官做。且不去论传说中尧欲让天下于许由，舜欲让天下于善卷，仅自秦汉以降，皇帝征召隐逸之士便代代不绝。

东汉初年的严子陵，少年时曾与刘秀一同游学。其后，刘秀夺取天下，身登大宝。严子陵不想见这位老同学，遂隐姓埋名，隐居民间。刘秀后来想请他出山相助，三聘始至，最后还是拒绝了官职，归隐富春山，以耕钓而终。

既然上有好之者，自然便下有应之者，于是便有了卢藏用这种“身在江湖，心系官场”的“随驾隐士”。有诗为证：

妆点山林大驾子，

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

处士虚声尽力夸。

濑祭诗书充著作，

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

飞来飞去宰相衙。

如此隐居，乃求官诀窍。其本意在于扬名，大略合于《三十六计》中之“欲擒故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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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人生犹如“天悬”，死亡才是“悬解”；又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疽溃痈”。

然而，设若人人都达到自行去疣而破疽痈、自解天悬的境界，社会早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因为人生的烦恼和痛苦而自行了断的人并不多，而既然要生，便要生存得好一些，因此积极入世是值得称许的。真隐士是中了老庄“流毒”而犯呆病，自不足以效法。

可官可隐的孔夫子门徒，虽然“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似乎手握主动权，其实是退由己而进不由己，到了有道治世真想入仕，也并非那么容易。祖师爷一生的恓惶，便是例证。

由谋隐而谋官，并非始自卢藏用，至少在东汉便大有人在，后世或当时之人批评其“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而射利，假岩穴以钓名”，皆失之偏颇。

而“放利之徒，假隐士之名，以诡禄仕，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之说，也皆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之论，或迂腐之辞。

专制时代，民人皆为君主所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于“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饮，吾不求于人”的真隐士也要诛杀，何况“以退为进、以隐谋官”的人？是为勇也。

能够以隐显名，自高身价，自我推销，与君主“双向选择”，或为君主慕名求贤，牵着君主鼻子走，是为智也。

智勇之士，足以效法或参考。李白居山野之中，以诗名为玄宗征召入京，他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较之杜甫“旅食京华春”、“到处潜悲辛”等，岂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