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入仕.5二十四孝.正文2

《仕途与人生的中国智慧》

第一卷，入仕

第五章，二十四孝

正文：《王祥卧冰及二十四孝》（下）

由于想当官的人非常之多，可以说是人人想当，而官位毕竟有限，即使人人变成了孝子，又何来许多官位容纳这些孝子？

更何况对双亲的孝顺是否真挚，孝行是否显著，并不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的，而是要由当权的官员们来评判。若他们要将忤逆者当成孝子，荐举上去做官，谁又有什么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要由孝当官，就得在竞争中击败其他孝子，方法便是非常非常之孝，孝得天下闻名，这样才可能有人荐举他去当官。

儒家各学派对孝道的要求是：“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对于寻常之人或贫寒之家，往往老父不免下田，老母尚需纺绩，大概做到“能养”，使免于饥寒已不容易，至多可以做到“不辱”吧。

然而，若要以孝显名，压倒成千上万其他孝子，并由此当官，则非得“大孝”不可。这“大孝尊亲”要尊至何种程度，才能在众孝子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便要量各人之能，尽力而为了。

于是，士人都亲尝汤药、守墓三年，都“量米而食”、“寝苫食粥”。然而，既然此类孝行经过刻苦努力后均能做到，以其显名便难乎其难。以孝取官的准则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一直沿袭下来，近千年间，各种匪夷所思的孝行便出现了。

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孝子中略举几例看看。

《黄香扇枕》

黄香是东汉人。他九岁丧母，对父亲非常孝顺。每到暑天，父亲睡觉前，他必用扇子将父亲的枕头扇凉。每到寒冬，他便先给父亲暖好被窝，然后才请父亲安歇。

《陆绩怀橘》

陆绩是三国时吴国人。六岁那年，他随父亲拜见袁术。主人拿出橘子款待他，陆绩悄悄装了三个。告辞时，陆绩跪倒磕头，怀里的橘子掉了下来，袁术道：“陆郎是来做客的，为什么怀里揣了橘子？”陆绩从容道：“我想带回去给母亲。”众人都非常惊奇。

《吴猛恣蚊饱血》

晋朝人吴猛，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他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杨香扼虎救父》

晋朝人杨香，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她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最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这几位孝子孝女少年成名，确乎孝心可鉴。然而，这种出于天然，带有童稚意味的孝行，成人是无法模仿的。

《尝粪心忧》

南齐庾黔娄，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他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了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此事已够耸人听闻，众孝子多半要甘拜下风了。然而，还有更狠的。

《郭巨埋儿》

汉朝人郭巨，家贫，生活艰难。他有个三岁的儿子。郭巨的母亲非常宠爱幼孙，吃饭时自己舍不得吃完，让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三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这个故事的原型，据《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汉刘向《孝子图》曰：郭巨……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巨还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闻官，官以券题还巨，遂得兼养儿。

从故事的原型可以看出，这是个颇有漏洞的骗局，是“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的把戏。他既然想奉养母亲，何必定要将财产分得干干净净，一文不留？显然是为了沽名钓誉。

可惜的是，这一举动仍不够奇，抑或为人识破，竟不曾显名，于是只得活埋亲生儿子。但纵使老母挨饿，两个弟弟不管不问，也可将孩子送人，又何至于要活埋？显然是为了挖坑。

挖出的金子及铁券，毫无疑问是他自己事先埋的了。说明这位孝子还没有残忍到真要活埋亲生儿子的地步，只是为了“孝感天地”。

史籍中没有郭巨为官的记载，也许当时的人也并不是很相信，因而没有官员将他“举孝廉”。

“二十四孝”中还有“董永卖身葬父”和“江革行佣供母”，虽不及“埋儿”那般耸人听闻，却要身为奴仆，跌入社会最下层去历练一番。

所有这些孝行的共同特点是：一要难，别人难于做或难于坚持；二要奇，奇人奇事才传播久远，才能以孝显名。而以孝显名是以孝求官的真谛。如果已经为官，这孝子之名，也是升官的助力。

自隋代起，科举制创立并逐渐盛行，任官制度大变，士人只需埋首经书，便可指望有朝一日荣登龙门，再不需要把这大孝之名当作升官的垫脚石，于是乎孝子骤然减少。

由隋唐至宋元明清的千年中，名列二十四孝的仅有三人，除去一位名为“乳姑”的孝顺儿媳外，男子仅两人。而这两位北宋年间的孝子其孝行与前贤相比，亦颇为逊色。

如“朱孝昌弃官寻亲”之类，在两汉三国时代，是极为平常的，根本无从显名。

“黄庭坚涤亲溺器”，不过是倒尿盆涮便桶，与黔娄尝粪相较，已差了十万八千里，更不能与郭巨埋儿相提并论了。

王祥八十五岁去世，遗书子孙，令他们办丧事，家人大小不需守丧，也不要太过悲痛，以免伤毁身体。

这份遗书颇为耐人深思。猜度起来，也许是他深知按制守丧太累太苦，不愿下一代重吃苦头吧。但也许最重要的在于，他已官至司空、太尉，儿孙取官易如反掌，根本无需这孝子之名了。

汉代一科“举孝廉”，便在数百年间生出了万万千千的大孝子，中国历史上向来“一江春水向官流”，任官制度的确是一柄魔力无边的指挥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