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入仕.4大门.链接

《仕途与人生的中国智慧》

第一卷，入仕

第四章，大门

链接：《汉之察举二三事》

1. 韩延寿门卒事

韩延寿曾为淮阳太守，颍川太守，东郡太守，相当于当过三个省的一把手。

有一次，太守韩延寿出行，临上车，有一名骑吏迟到了。韩延寿下令，让功曹定出处罚的方式并把结果上报给他。等回来到了官衙门前，有一个门卒挡住他的车，希望能够向太守进言。

门卒告诉他，韩延寿出行前，那个骑吏已经到了，且已经等了许久。碰巧骑吏的父亲这时来了，不敢进府，于是骑吏出府去见，所以来晚了。门卒认为，不能因为骑吏尊敬父亲而被处罚。

韩延寿举手致礼，“没有你，我这个太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回到馆舍，韩延寿召见门卒。这个门卒原本是一名儒生，听闻韩延寿贤明，但无人引荐，所以担任门卒，有机会接触到太守。韩延寿于是接纳任用了他。

韩延寿为官时政绩卓著，颇得吏民爱戴。其后，当政的御史大夫要查他，韩延寿与之互相攻击，以奢侈僭越之罪判处斩首示众。

当地的官吏百姓数千人送至渭城。人们围着他的车，争着奉献酒肉。韩延寿不忍拒绝，与每个人对饮，计饮酒石余。

他请掾史分头感谢进献酒肉的人，说道：“远来的官吏百姓辛苦了，我韩延寿死无遗憾。”百姓莫不流涕。

当时，韩延寿有三个儿子做郎官。临死时，他嘱咐几个儿子要以自己为戒，不要做官。儿子们都按照他的遗言，弃官不做。

直到他的孙儿韩威，才又出仕，官至将军。后来，也以奢侈僭越被诛。韩威也有类似他祖父的操守，对百姓多有恩惠，得到士人的死力支持。

韩延寿做官时，还有一件事也为人称道：

他担任左冯翊太守，满一年后被评为“称职”，转正。

他到任一年多，不肯巡行下辖各县。

下属的相关官员几次对他说：“应当巡视郡中的各县，览观民俗，考察县级官员治理政事的状况。”

他认为，各县都有贤良的官员，郡府也有专职的督邮官代表太守在督察着县乡的教令宣达及狱讼捕亡等事。太守巡行各县，会骚扰地方，加重各县的负担。

一般而言，上官巡行属下各地，正是摆威风、收贿赂的好机会。可以警车开道，住星级宾馆，还能得勤政之名。下官惶恐之中，不仅巡察的上官大有收获，随从之人也往往“山货”、“特产”满载而归。所以不仅主官欣然而行，随从也无不踊跃。韩延寿却不肯扰民，确是其中异类。

读《汉书•韩延寿传》，人们会注意到两个细节。

韩延寿被判死罪，当地的官吏和百姓数千人为他送行。大汉的官吏和百姓真是质朴刚健，也不怕皇帝和权贵们怪罪他们。而皇帝和权贵竟然也不干涉，不怕人们这样做暴露了他们的愚蠢和不公正。

这是一种自信，或者仍有羞耻之心？

韩延寿犯罪处死，他的儿子似乎不会受牵连罢官治罪，他们还有机会自己弃官。在动不动就杀人全家、全族的古代，皇帝和当政者并不因此株连其家人。

不过，也正是一代又一代严酷的统治，法网越来越细密，质朴刚健的官员和百姓，也渐渐地没有了。

2. 东汉末年察举制的败坏

东汉的王符对这一时期察举制败坏的状况有所描述：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顽愚应治剧。（《潜夫论•考绩》）

汉代察举的科目很多，有秀才、至孝、廉吏、方正、直言、敦厚、有道、明经、宽博、武猛、治剧等等，要求地方官向朝廷推荐具有相应品德和才能的人。

比如，所谓的“治剧”，是指善于处理繁重难办的事务，往往特指能将一个条件很差或非常混乱的地方，给治理好。

但各地官员所荐人员的品德才能，却往往恰恰相反，“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

顺帝时，每当选举，人们“跑官”的情形比后世更热闹：高官门前，挤满了人。送去迎来，财货堆集。官位一有空缺，就会有无数的拜访推荐，豪门权贵各遣子弟，塞满了道路。现在的人做这种事，大概会隐蔽一些，不愿意让公众看见；聪明的人还会事先下功夫把路子走到，而不会临时“抱佛脚”。

3. 扬名有方

有个叫许武的人，已经察举了孝廉，仕途也很顺利，但两个弟弟许晏、许普还没有做官。怎样才能让弟弟们也通过察举得官呢？

许武苦思之后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他将家产一分为三，良田美屋和强壮的仆人都归自己，差的分给弟弟。于是乡亲们都鄙视他，认为他两个弟弟谦让。许晏和许普由此显名，都被察举得官。

很久之后，许武会集宗亲，说明了缘由，然后，与两个弟弟均分了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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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察举，当时也称之为“选举”，指的是“乡举里选”，意思是让熟悉他们的父老乡亲推举官员。

现实中，不论是皇帝，或是官员，都不会让如此重要又有重大利益的事务，真正掌握在百姓的手中，变成官员向下负责。具体的规则是，由郡一级地方大员先推荐人选，再将他们集中于朝廷考试，既没有唐代科举制的形式公平，当然也不是让百姓一人一票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从汉武帝大规模实施察举制，到西汉后期，察举已经非常腐败，东汉就黑暗得几乎不见天日了。

“文革”时期，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要回城，不论是通过招工、招干、参军，还是上大学，都得经过推荐，要得到“贫下中农”的肯定，实际上是县、公社和大队干部说了算。

当时，农村普遍非常贫穷，农民要托人办事，就送几个鸡蛋什么的，主要还是凭宗族、亲戚、同乡的关系。

城里人相对宽裕，又在乡下没什么关系，就得动真格的，给大队和公社干部送烟送酒。也就是在这些年，“走后门”这个说法变得特别流行。以后，恢复高考，上大学就不用“走后门”了。

现代各国公务员一般有两种产生方式：一是选举，由公众或议会投票选举，选出的是政务类公务员。另一种是考试录用，针对的是事务类公务员。没有采用推荐加考试这种办法的。因为，如果需要推荐，推荐人和被推荐人之间往往就要有些特殊的关系才成。

古今中外的人，在同等的制度设置下，思维、心理和行为逻辑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