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聚光灯下的进与退（2）

我一直努力变得外向，努力和陌生人聊天，努力去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但成为焦点这件事依旧是我心里很难迈过的一道坎，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无法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站在唯一一束闪亮的聚光灯下的样子。

在电视台像“蹲监狱”一般的时光，以及辞职后我游戏闪现般地落荒而逃，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十分尴尬、羞愧。因为我没有直面恐惧，而是选择了逃之夭夭。我知道，我被我内心深处的恐惧牢牢支配了，而现在，我想挣脱这种支配。

我确实怯场，但怯场并不是一个可以不去尝试的正当理由。每天都有内向的人在克服这种恐惧，为什么不能是我？

所以我壮了壮胆，给梅格写了封邮件，内容是关于我的故事。节目的主要讲述人通常都很有成就：比如宇航员或知名的小说家；或者有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比如在双胞胎家庭长大成人。但他们偶尔也会征集普通人的故事，类似于这个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奇怪的境地——比如在地铁上随便抓着一个人问英国女王是谁。这是一个我可以试着讲出来的故事，更因为它发生在当地，就在联合教堂附近，梅格可能会感兴趣。我列了一个简短的提纲，在我反悔之前点了发送。我还没来得及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接受黑暗中900名观众的注视是什么样的光景，也没想清楚参加这种活动究竟会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就赶紧去散步了，试图通过散步抑制住因为恐惧和悔恨而想放声尖叫的冲动。

“告诉我完整的故事吧。”梅格的声音透过听筒传进我的耳朵里。

我此刻正坐在伦敦的新公寓，手里电话的那头是远在瑞典的梅格。

梅格给人的感觉很温柔，声音也很真诚。可能因为在播客的《飞蛾》上听过她的声音很多次，我立马分辨出了她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告诉了她我尝试和陌生人交谈的经历。梅格对我的故事十分感兴趣甚至有些亢奋，因为她知道英国人被冷不丁地搭讪时，会表现得多么神经质。

“其实伦敦人比我们瑞典人好相处多了。瑞典人互相之间从来不说话，但是会一直盯着你看。”几年前梅格从纽约搬到了瑞典，因为工作经常会去伦敦。

“我觉得伦敦人也蛮会躲避眼神交流的。”我说。

“那和瑞典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她说，“瑞典的一切都非常孤立。我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圣诞聚会，只要是我认识的，我都会邀请过来。但这里的瑞典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朋友聚合在一块，他们说这很诡异……”

我没有告诉梅格，在圣诞聚会这件事上，我其实和瑞典人站在一边。举办一场盛大的圣诞聚会，然后邀请我认识的所有人，这听起来就是一场噩梦啊！

通话末尾，梅格说她还不确定是否能把我的故事加到她的节目里。

“几周后我再联系你。”她说。

我挂了电话，心怦怦直跳，有一半的念头是：你还是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但怕什么来什么，梅格的电话随后就过来了，通知我在1个月后，参加下一期节目。

等下，1个月？我根本不可能在1个月内完成参加节目的所有准备工作啊！我以为我的准备时间会有好几个月，那我可能还会朝完成任务冲一冲，至少有时间找找各种方法，比如去催个眠，做个额叶切除手术，或者万一碰到个宗教奇迹之类的。

我告诉梅格我还没准备好，我能在6个月后上节目吗？她的回答是“不行”，她为了配合我的故事已经策划好其他的故事了。

在我努力变得外向的这一年里，我希望我牢记勇于挑战这个宗旨并能坚持到最后一刻，而公众演讲恰恰又是我变得外向这条道路上的最大心魔，我更要战胜它。如果我推迟录制节目的时间，说不定在延长的等待期里又会节外生枝，被卷入本来完全不会发生的意外里。1个月就1个月，免得夜长梦多。

我没有对梅格说我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也不敢细想那些可能会让我窒息、崩溃的结果，趁着大脑一片混沌，我很快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毕竟只要我的脑子还在，就不可能答应。

答应的下一秒，我就在谷歌搜索栏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如何应对怯场。我看的第一篇文章，建议我服用β受体阻滞剂来抑制身体对肾上腺素的反应。

我疯狂心动，因为这是一条不费吹灰之力的捷径。但这样不是直面“心魔”，只是让“心魔”镇定下来，然后我踮着脚尖，提起裙边，谨小慎微地绕着它转，生怕惊动了它，这一点都不酷。

大脑混沌期过去后，我的脑子终于开始工作了，然后我意识到自己离《飞蛾》的表演只有几周的时间了，神经突然高度紧绷起来。一想到自己要站在舞台上，面对台下坐着的乌泱泱的一片人，而且我手里没有讲稿，没有备份资料，什么都没有，我不禁冷汗如雨下。

我想蜷缩成一团躲在角落，想逃离现在的生活，想重新开始。最好能找个温暖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没有公开演讲。有大量会让人长胖的碳水化合物也没关系，兴许我还可以成为一名面包师。

不对，我痛恨早起，成不了面包师。但没关系，无论如何，只要逃离了现在，那崭新的我一定会拥有崭新的生活，过得很滋润！

但我哪能逃得出去呢？

晚上，萨姆在烤架上烤奶酪，我突然不耐烦地冲自己大声埋怨：“你到底在干吗？”

他震惊地盯着我，发现我不停颤抖着双手，反应过来，温柔地安慰我：“杰丝，参加一个演讲而已，没关系，船到桥头自然直。”

“不，不会的。”

其实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咆哮了：“难道你没发现这是世界末日吗？”

我知道他想理解我，但我也知道他做不到。因为恐惧这种东西你要是没有切身体会过，是无法感同身受的，而他没有我的这份恐惧。

75的人对公开演讲的恐惧要高于对死亡的恐惧。社会生物学家将这种恐惧的源头追溯到我们的祖先：把自己从一个群体中分离出来，就是向其他族群发出了来攻击你或排挤你的邀请函。在现代生活中，这更像一个人独自流浪，直到死于寒冷和饥饿，手里还紧握着PPT的笔记。

为了登上那个舞台，我不得不与根深蒂固的进化本能做斗争。

在街上和一个陌生人说话很难，但与同时和900个陌生人交谈相比，前者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我陷入了典型的自我挫败中，深不见底的恐惧感让我无法着手任何准备工作，甚至连试一下都怕得要死。梅格想让我重新整理一遍我的故事，好把它改编成舞台剧，但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我没有练习发言，没有背所谓的演讲稿，更没有被催眠而萌生出自己会焕然一新，能够胜任这个艰巨任务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无法入睡，躺在床上凝望着黑暗，脑子里一片混乱。我下载了各种用来放松的应用软件。我已经紧张到无法依靠冥想让自己入睡，所以选择听睡前故事。不知为何，我居然在小时候没有听过《绒布兔子》的故事，我的童年都去哪了？但我又为我幼童时期不认识这只兔子感到一丝庆幸。大家都知道这只令人毛骨悚然的兔子有各种感知能力，它好像一只活着的真兔子，但它却不是真兔子。它的眼睛是用纽扣做的，这又是什么鬼？这太可怕了，这种可怕的故事怎么能哄孩子入睡呢？

我彻夜难眠，直到凌晨才有零星睡意。我的大脑终于疲惫不堪，开始进入梦乡。结果1个小时后，我就被一阵刺耳的女高音吵醒，我的手机里传出那只小兔子声嘶力竭的呐喊：“我是真兔子，我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对朋友倾诉了我的苦恼。她刚从柏林飞回来，我们穿过汉普特斯西斯公园，目标是公园那头的游泳池。

“你还没变成你想变成的样子。你要迎接挑战，做一些改变啊，结果肯定会很好的。”她安慰我。

我们在更衣室里脱掉了牛仔裤、靴子和外套，她先一步跳进了冷水里。我和她都算半个中国人，她也叫杰茜卡，但她很擅长在公共场合演讲，也很擅长和陌生人聊天。我们竟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当我慢慢潜入水中时，她已经游过了半个泳池。水温很低，冰冷刺骨，我的身体有点承受不了。

45秒后，我放弃了，爬出泳池转战甲板，开始在甲板上享受温暖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