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和陌生人搭讪（6）

游戏的唯一规则是不能评论别人的言论，我们只能袒露自己作为失败者的一面，用自己窘迫的经历来回应对方同样尴尬的过往。

我就是这样认识克里斯的。

“有时候我还挺想要个孩子的，不为别的，就怕自己会孤独终老。”我对他说。

他听完面无表情。

“我觉得自己在工作上不如同事，后悔没有上大学。”他说，“不过我也不确定自己考不考得上大学。”

他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就有的聊了。

和琳赛，还有那个没有任何遗憾的女人比起来，克里斯简直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正如马克所预测的，“网球比赛”之后，我和克里斯之间隐约产生了某种联系。我们刚刚经历了一连串残酷的袒露自己失败的时光，我们从谷底爬上来，身体已精疲力竭却充满了内啡肽，就像歇斯底里大哭一场之后产生的一种畅快的解脱感。他主动、坦诚且不带评判，尽管我和克里斯才刚刚谋面，但刚刚进行的情感“涤荡”已让我们格外亲近。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所坦白的情况是多么的荒谬，说出来的时候总忍不住发笑，类似于：“哈哈哈哈……这是我内心最深处最黑暗的秘密。我真的很讨厌自己——好好享受吧！哈哈……有时候我晚上哭着睡觉，睡着了还哭得很厉害，甚至把邻居们都吵醒了。哈哈哈……”

无论那些笑是发自内心还是为了掩饰尴尬，比起和熟人掏心掏肺，对陌生人袒露心声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对你一无所知，所以不能正确地评判你，也不可能把你的秘密转述给你认识的人。这真是一种自我解放啊！同时，他们愿意向你坦白，这件事本身也很令人惊讶。克里斯是那种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会以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生赢家的人。他长相帅气，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妻子美丽又聪明，就连他支持的足球队都一直表现得很好。

然而，他却和我一样孤独、迷茫。

课程结束的时候，马克说：“下次我们和朋友在一起或者遇到新朋友时，我们应该将今天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好比一场晚宴，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打扫房间、烹饪食材，是不能让它草草了事的。所以不能在今天学习了这么多理论之后，下次到正式场合，却任由谈话变得随意、肤浅。我们明明可以更深入的，可以通过设计问题来改变谈话的进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下课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一趟惊心动魄的情感过山车之旅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我将带着一大堆秘密回家，最后把它们带进坟墓。我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人建立深度联系是可以的，分享最失败的经历也未尝不可。我感觉自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通体舒畅。教室里大多数人的感受应该和我一样，当我们从教室鱼贯而出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受了莫大冲击的样子。

出去的时候我一把拦住了克里斯。

“交个朋友？”我问他。这时候所有正常的社交礼仪都显得有些多余。

“好啊。”他说着，把邮箱写在一张纸上递给我。

我带着纸条兴高采烈地走回家，期待着我们的下一次会面，不是以社交课的学员身份，而是作为最好的新朋友见面。我们可以在周日的午餐时间进行漫长而充实的交流，我的美好生活可能就此拉开序幕了！

然而在第二天清晨寒冷的阳光里，我一下子被拖回了现实。我在想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和克里斯永远都不会成为朋友。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知道他对妻子谎报了自己的去向，知道他羞于挣得比妻子少。我们只知道对方最难堪的那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对对方一无所知。而且我保证，如果他知道会再见到我，他绝对不会告诉我他的任何秘密。

我给他发了封邮件，说很高兴认识他，他没有回复。我松了一口气，克里斯也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在教室里，我们进行了一场满是恐惧和秘密的“网球比赛”，这堂课我永生难忘。它的确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怪异，但也真切地减轻了我们的孤独感。“你听吧，没关系，反正我可以杀了你。”我突然开始真正理解这句话了。我们萌芽中的友谊，就在这种被迫过度分享中成了牺牲品；我们后会无期，山水不逢。

这个世界上有70亿人，而知道我内心深处的不安，知道我担心破产，害怕低人一等，以及因为没有孩子而惶惶不安的人只有克里斯一个。所以我究竟做了什么，居然试图去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

课程结束几周后，我登上欧洲之星去巴黎看望雷切尔。我的座位靠窗，邻座是一位70多岁的法国老人。在经历了过去一个月没完没了的闲聊之后，这段旅途我只打算盯着窗外或安静地看书。但这种难得的静谧时光，被一个20多岁、嗓门巨大的女人粗暴地打破了。

她大声地和她的朋友说话：“威尔觉得很尴尬，他嫌我声音太响了，说我又刻薄又粗鲁又可笑！”可能那个威尔骂女人的用词太难听了，她的朋友也吓呆了。

我在包里拼命地寻找我的耳机。

“如果威尔死了，我可能会难过，但肯定不会像我的前男友史蒂夫死了那么难过。如果史蒂夫死了，我会悲痛欲绝！但如果威尔死了，我就还好。”

我把包翻了个底朝天，把东西全倒在折叠式小桌板上，还是没找到我的耳机。

“威尔总跟我说：‘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呼小叫，你要多为周围的人想想。’”

说完，她开始在车厢里对其他人指指点点，我不禁开始觉得这个可怜的威尔听起来是个好人。“我才不管这些人的死活呢！”她总结道。

我想到了斯蒂芬说过的话：“缺乏社交焦虑，是精神变态的表现。”

车厢里的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到了这边，凝视着这片死亡地带，我们的耳边充斥着这个女人无休止的絮絮叨叨。我知道大家都能听到她的声音，我甚至相信维多利亚女王也听到了她的声音。

“土耳其真是个适合晒黑的好地方！”她依旧喋喋不休。此时我意识到我把耳机忘在厨房的桌子上了，我感觉我的心已经碎成一片片然后泡在咸咸的眼泪里了。

我瞥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老人。他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小桌板，估计也被充斥在车厢里的愚蠢对话给吓蒙了。

那个女人仍在继续：“昨晚我和威尔在厨房里做爱了，但我觉得他还是太娘了。”我不确定她的朋友有没有回应过她。

我冒险又看了一眼和我同样身处炼狱的邻座。如果不跟他说话，从伦敦到巴黎的整个旅程，我们都得忍受现在的一切。我必须得做些什么来拯救我们。

这节车厢需要一个英雄，必要的话只能我上了。

呃，当然我是不会上去叫她小声点的，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是什么拯救全世界的超级英雄，但我可以救一个。

这次我仔细端详了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老人。他的小桌板上放着四本书，大部分是关于卡夫卡的。他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风衣。我能和他聊点什么呢？不如干脆直奔主题：“你和你母亲关系好吗？”这么问好像有点太过了哦。我在内心纠结了大约5分钟后，转向了他。

“你是教授吗？”我问。我问出这个问题依靠的是刻板印象，因为他那严肃的外套和光滑的双手，比起砌砖头，更适合攻克哲学难题。

他惊讶地转向我。

“我曾经是。”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法语说。

我又朝他那堆书指了指。

“你是作家吗？”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