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亲爱的儿子”（3）

在伊丽莎白统治之初，英国国教与天主教达成宗教和解，采用了天主教教阶制，同时，保留了天主教的一些元素。“清教徒”一词产生于16世纪60年代，用于形容那些“热忱”的新教徒，他们想废除神职人员穿的白祭服。在清教徒眼中，白祭服是天主教司铎做弥撒时穿的衣服，是天主教的残余。因而，主流的加尔文宗教徒自然会对使用白祭服有怨言。由此，有人谴责这些人是激进派，或咒骂他们是“清教徒”。对伊丽莎白而言，白祭服只是她偏好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所以她的王室礼拜堂保留了白祭服的仪式，同时还保留了天主教的唱诗班，而加尔文宗教徒厌恶合唱，认为它会令祷告者分心。到了16世纪90年代，在伊丽莎白的示范下，英国国教内部产生了新的宗教运动，国教的成员有了与伊丽莎白一样的品位和鉴赏力。但是，臣民忽视了伊丽莎白领导宗教的其他方面，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新教的基本信条一无所知。而又恰恰是清教徒，这些教会中最狂热的成员，为解决这个问题费尽心力。

清教徒与其他加尔文宗教徒的区别在于，他们关注道德细节、远离不虔敬，经常结成“虔诚的”社团相互鼓励。清教徒在布道时十分善于表演，几个世纪后的福音教奋兴运动的布道与此十分相似。清教面临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挑战，因而吸纳了“最热诚，最敏捷，最大胆，最果决”的新成员加入，并且获得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士兵和将领的支持”。

1587年英格兰与西班牙开战，支持尼德兰的加尔文宗教徒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对尼德兰的统治。尽管人们一直激动地怀念着1588年伊丽莎白公然挑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历史，但是伊丽莎白对战争仅存的些许热情早已迅速消退。她并不喜欢协助反叛者对抗同为君主国的西班牙，也憎恶造成财政负担的庞大战争开支。这导致她的宠臣，也就是魅力十足的军事家、学者罗伯特·德弗罗与她分道扬镳。罗伯特·德弗罗是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埃塞克斯伯爵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相信，贵族的责任不只是服从王令，还应该为共同体服务。“共同体”一词源于公共福利“commonweal”一词，意思是公共利益，这意味着献身于伟大的事业。对埃塞克斯伯爵来说，英格兰与西班牙的战争就是伟大的事业：事关新教在欧洲的生死存亡。

1600年，查理出生时，通货膨胀和持续了数代的土地买卖已经令英格兰王室入不敷出。伊丽莎白身负40万英镑的债务，因而不惜一切地要与西班牙维持和平。1601年2月3日，埃塞克斯伯爵试图号召伦敦反对女王，并希望邀请詹姆士一世作为她的继任者。然而，他的企图失败了，埃塞克斯伯爵以叛国罪被处死。不过，伊丽莎白入土时，宫中依然在传唱赞颂埃塞克斯伯爵的歌谣。

詹姆士一世刚继位便迅速着手医治伊丽莎白统治留下的创伤。 1604年初，在汉普顿王宫会议上，詹姆士一世提出了改革英国国教的迫切需求。他对神学问题了如指掌，并成功地分化了温和派清教徒与激进派清教徒——温和派要求摒弃天主教的白祭服，设置固定的祈祷仪式，而激进派希望废除主教制。詹姆士一世还组织训练有素、专业高效的神职人员，命他们逐字逐句地将《圣经》精心翻译为英语，即我们现在所知的“国王钦定本”或“詹姆士一世国王本”。此外，詹姆士一世还广开言路。

詹姆士一世将埃塞克斯伯爵称作他的“殉道人”，把埃塞克斯伯爵支持的主战派先锋人物安置在亨利王子的府邸。不过，詹姆士一世与伊丽莎白一样，也对昂贵的军费心有余悸。詹姆士一世生性豪奢，而王室财源却在不断缩减。他早年在苏格兰饱受暴力和动乱之苦，这段经历将他塑造为一个坚定的调解者。1604年夏，詹姆士一世与西班牙签订了和平条约，主战派将未来的希望凝聚在了亨利王子的身上。亨利王子一直以来都是海上帝国热情的鼓吹者，希望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可以与西班牙的海军匹敌。亨利死后，伊丽莎白时代的老主战派需要寻觅一位新王子做靠山。

1619年，查理的母亲安妮去世，留下了18岁的查理，他还是一个别扭的青少年，在他父亲喧哗的宫里形单影只，“像苍穹中的一颗星星”。而新任海军司令白金汉向他伸出了手，领着他进入了成人世界。这个26岁的宠臣，聪明迷人，“深谙宫廷生存之道，以及宫里遵奉的一切知识”。他还能调和查理与詹姆士一世的父子关系。王子则报之以感激之情，二人之间的情谊日益深厚起来。

在1619年的一封信中，查理感谢白金汉帮助他平息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并且告诉他，他在跟一个“不能透露名字的”女人约会。斯图亚特家族天生精力旺盛，精力充沛的查理因此也有着强烈的性冲动。但是，詹姆士一世与情妇设立了严格的底线，以防王室的私生子对合法的继承人造成威胁。查理必须为这个女人保密，他还用他特有的风趣嘱咐白金汉，看完信后，把信交给“伏尔甘先生保管”——换言之，烧了它。他在信后只署名“你的挚友，查理”。在写给非王室成员的信中，查理只对白金汉使用自己的教名落款。

詹姆士一世很高兴儿子和后来被称为他的“妻子”的男人改善了关系。他对查理说，他与白金汉的友谊，证明了“你对我诚挚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建议查理将白金汉视为国王亲临，这是一种政治智慧，白金汉可以替詹姆士一世观察曾经忠于他母亲苏格兰前女王玛丽的人，是否也仍忠于现任国王。

詹姆士一世写的最后一份政治小册子是为查理而作的，由白金汉代笔。小册子里的《国王加冕礼典范》一篇，仔细地研究了耶稣受难前度过的那些日子，并从这个角度检视了加冕礼。詹姆士一世将查理在未来要担任的角色比作基督王。他告诉查理，国王是上帝在世间的化身，他的臣民有责任像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他。不过，詹姆士一世也警告查理，“绝对不要期待王冠会是柔软的、安逸的，相反，王冠充满了荆棘般的痛苦”。这是一位父亲和国王的肺腑之言。詹姆士一世王冠里的荆棘就包括90万英镑的债务。

王室财政亟待改革，但詹姆士一世挥霍无度地赏赐礼物和年金，尤以给白金汉公爵的赏赐为甚，议会因此认为，詹姆士一世的财政困境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詹姆士一世的对策则是建立自主地筹集资金的渠道，尤其是他把征收关税扩展成自己的特权，这些特权就是他作为君主的专属权。但是，征收的关税也仅够詹姆士一世在和平年代的财政开支。离开议会的财政支持，他无法负担战争费用——他们筹集的每一分钱都会要他付出政治代价。

詹姆士一世忧心忡忡地看着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和平受到欧洲大陆新冲突的威胁。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限制了波希米亚信仰新教的自由，波希米亚新教徒向其他地方的新教徒求救，这预示着战争将要爆发。一颗“扫把星”划过天际，警示着即将发生的不祥事件：“令人扼腕的浪费，城市和乡村被野蛮地蹂躏”。战争持续了三十年，欧洲大陆有的国家因战争、驱逐、饥荒和疾病丧失了四分之三的人口。斯图亚特王朝没能从这场战争引发的狂热和怒火中幸免，查理姐姐的命运，就在这场欧洲悲剧的中心处上演着。